□刈谷

很早就想回到乡下那一宅老院了，有四水归堂，雕梁画栋，还有几株竹子。心里暗想，除去一日三餐，就在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要在这小院里腾出一小间做手工，最起码得有一处豆腐坊，名字都想好了，叫东庄豆腐。

可是，人生很多事，不是说怎样就能怎样的。城里人总会被工作牵绊了脚步。听说，一个叫樊庄的村子有豆腐坊。不知与我老家的有何不同，我决定随朋友去看一看。一下车，就被这个村子的建设所吸引，青石板、老房屋、古树木，连草坪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片落叶。村史馆、讲学堂、手工坊，仿佛穿越而来，描摹在画中。拐弯下坡，真有一处豆腐坊，一溜排着十来个手推的磨盘，一个小姐姐说能磨豆腐。

我问这个小姐姐：“一斤豆子，能磨几斤豆腐？”她抿着嘴笑：“这个，我不知道呢。”我说：“没有三斤，是要亏本的。”嗯、嗯，小姐姐只点头。她不知道，我祖上是开豆腐坊的。那时候，在农村，每户家里来了客人，都要端豆腐的。我家的豆腐，钱够分量足，家传的手艺，村民们都喜爱。隔壁邻居一端豆腐，大多会用火盆锅子煮着吃。就像朱自清《冬天》里写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仰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

我家最家常的做法是煎豆腐。家里算不上富裕，燃不起洋炉子，多是柴火灶。柴火灶煎豆腐，我们三兄弟都围在灶台前，伸长着脑袋瞅。豆腐在柴火锅里嗞嗞啦啦，煎至两面金黄，油爆葱姜，烩入白菜，焦脆香甜。奶奶总是先从锅里夹上一块给孩子解解馋，说着：“尝一块，熟了没？”小孩们吸吸溜溜地拿舌头颠着吃。

穿过樊庄的石板路，我仿佛回到东庄，能听到吆喝声。“豆腐！”尾音拖得老长，似乎能从东庄传到西庄。师傅系着围裙，挑着浅底的篾筐，边走边喊，扁担一闪一闪的。村妇们凑上前，端着饭碗嚷：“嗯，豆腐做老喽！”师傅也不恼，从扁担头取下一把带环的薄刀：“一级豆子，上好的膏水，您吃了，还想吃呐！”村妇们虽挑挑拣拣，到底买了个如意。

记得那个年月是包产到户。我母亲嫌师傅赚得多，嘟嘟囔囔：“爷碫磨、爹打油，咱家咋不能开间豆腐坊。”我父亲是碫磨家庭出生，在生产队当打油师傅，腾不出手。母亲骨子里有股倔劲，说他守着手艺没饭吃。不过，说归说，嚷归嚷，母亲在房子西头，还真建了一间豆腐坊。夜半泡豆，起早烧锅。奶奶乐呵呵地说：“辛苦是辛苦，豆油筋没少吃。”父亲走村串户也吆喝起来：“豆腐喽！”他的吆喝没人家响亮，但豆腐是好豆腐。

多年以后，父母进了城，城里豆腐坊多，他们就再也没有做过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