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楚

谷黄时节，我坐在小城的书房里，仿佛又听见乡下的谷子在歌唱。那簌簌的声响打着节拍，惹得我诗意萌动，于是在朋友圈贴出一首《龙潭河的稻子熟了》的小诗：“从窑岭沟直到仙姑庙/笸箩一样的梯田环环相扣/整个龙潭河，成熟的稻子叠出/层层锦盒……”

有朋友留言：“你老家有水田吗？”我回复：“有十几块呢。”其实我没说清楚，这十几块水田其实像笸箩一样，斜放在那个叫作窑岭沟的山坡下，靠两条小沟里的山泉灌溉，俗称“冷水田”。

老家两坡夹一河，水田稀少。小时候不解父亲为何不选近河的水田，偏要这冷水田。后来见那些河水田多被洪水冲成沙滩，才懂父亲的远见。

种稻谷比旱田作物复杂。首先要育苗。早些年直接把谷种撒在“秧母田”里，后来推广旱育苗，先在旱地畦子里育小苗，再移植到秧母田。育小秧很枯燥，坐着矮凳，一人一畦，一株株密植，一天下来腰酸头胀。大田插秧就轻松多了。父亲将成把的秧苗挑到大田里，隔几步抛上几把。镜面一样的水田映着蓝天白云，我和弟弟在母亲的带领下，像模像样地一步一后退地插着秧。后来，无意间读到“田夫抛秧田妇接”“手把青秧插满田”的诗句时，觉得格外亲切。

稻谷的丰歉取决于大田管理。为保证用水，父亲砍倒几棵大柳树，削成木水槽，一根根搭起来，把山泉引到田里。一田水满，再流向下一田。水槽很浅，有时一片树叶就能堵住，平时还得防着被牛踢倒、被雨冲翻，每天要往返七八里去检查。父亲却很满足，因为不必像别家那样半夜排队放水，甚至为争水吵架。

秧田锄草是很有趣的劳动。锄草一是为了锄稗子，二是给秧苗松根。起初我们不认得稗子，母亲说：“比谷秧子高的便是。”掌握了技巧，我们很快有了成就感。给秧苗松根只需站着用脚将泡软的泥土踩松，把水草踩进泥里，像玩水一样。只是我们干活毛糙，总是需要父母返工。尽管如此，父母也任由我们去疯去闹。午饭后的小憩是黄金娱乐时间。我们在河里拦起水潭，赤条条在水里来一番“狗刨式”；或用订书针做成的鱼钩，演绎“蓬头稚子学垂纶”；有时按父亲教的法子，砸烂野核桃树叶去“闹”鱼……这些乐趣，如今的孩子很难体会。

打药治虫是技术活，我们插不上手。田边常会遇到蛇和马蜂窝，父亲也不让我们冒险。那时生态好，父亲总在田边捡到乌龟。乌龟常在田埂打洞，造成稻田失水。父亲捡到它们，就像扔石头一样扔回河里。有一次，他捡到一只大乌龟带回来，在壳上钻了一个洞，拴了铁丝环给我们玩。半夜里，乌龟竟弄断绳子跑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两天后父亲又在田边发现了它。

秋天割谷子是一种神圣的集体仪式。那些天，人们算着日子请工，村子里处处酒肉飘香。割谷那天，帮忙的人们早早带着镰刀、背篓，抬着板仓来到田头，主人家早把煮好的面条、热好的包子、沏好的香茶、切得细碎的旱烟都搬到田头。大家席地而坐，过了早便下地，有的割谷，有人脱粒，有的扎稻草，有的装背篓。很快，一背篓又一背篓的谷子背回了家，屋里屋外堆满金灿灿的谷子。白天，小河上下热闹非凡；晚上，场子里风斗扬谷的声音响成一片。那场景，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

那个时候，吃“黏米”（老家人称大米为黏米）是件很奢侈的事。母亲曾对我讲，有户人家收了谷子，连夜用柴火锅炕干，迫不及待地用石磨去壳，第二天早上就做了一大锅黏米干饭。母亲讲这事时，多少含有揶揄的成分，但我回想起这个故事时，却能体会出那份收获的喜悦。

虽然我对老家的村庄和稻子充满怀念，但我知道，那片天地我已经回不去了。让我魂牵梦绕的稻子，大约只会在我的文字里，唱着悠远而朴素的歌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