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四）

公元1272年，襄阳已被围五年，城内盐薪布帛极度缺乏。京湖安抚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今湖北钟祥市）后，得知襄阳西北有条青泥河，遂命造轻舟百艘，满载粮草器械；又招募民兵三千人，由张顺、张贵率领，乘舟顺流至团山（今襄阳市西北），伺机入城支援襄阳。

五月，张氏兄弟乘夜顺河入江，斩断了元军的封江铁索，突破重重防线，辗转一百二十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襄阳城下。张顺在交战中不幸中箭身亡，张贵忍痛指挥军民将物资送入襄阳城中。城中军民闻讯，守城信心大增。张贵完成任务后本打算返回郢州，但襄阳守将吕文焕请他留下共同守城，张贵欣然答应。鉴于襄阳形势危急，张贵挑选了两名水性好的义士，命他们持蜡书到郢州求援。李庭芝同意出兵五千驻扎在龙尾洲，待城内守军出城，里应外合，共同夹击元军。

九月，张贵辞别吕文焕，率军破围出城，向虎尾洲挺进。沿途屡遭元军袭击，张贵拼死力战，终于到达虎尾洲。范文虎本已进至虎尾洲，但因风狂水急，于是下令退屯三十里，结果与张贵失之交臂。元军早已窥知形势，在虎尾洲等地设伏以待，见张贵率兵赶到，立即发起猛攻。张贵率部转战数十里，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部战死。张贵也身中数十枪后被元军生擒，最后不屈而死。

元军对襄阳日益紧逼，南宋君臣却优柔寡断，前线将帅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形势对宋军愈发不利。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始终不愿听从李庭芝调度，朝廷虽从中加以调停，仍然无济于事。当年九月，宋廷终于下定决心，解除范文虎援襄的兵权，改由李庭芝统一指挥。李庭芝奏请贾似道亲临前线调度各路宋军，却被贾似道拒绝。贾似道声称，这件大事本来只有他能办成，但为时已晚，即便他前往襄阳也于事无补了。

当年秋天，汉江水位骤降，南宋的水军优势因此荡然无存。元军再无顾忌，准备大举攻城。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与樊城唇齿相依，应当先攻樊城，一旦樊城攻下，襄阳则不攻而破。阿术认为有理，当即奏明忽必烈，命张弘范等率军攻樊城。吕文焕自襄阳支援樊城，元兵稍退。张弘范奋勇登城，结果被流箭射中手肘，他草草包扎完伤口后，面见主帅阿术道：“襄、樊互为唇齿，所以牢不可破。如果截断江道，阻遏其援兵，然后水陆夹攻，樊城一举可破。一旦樊城攻破，襄阳亦无所倚。”阿术依计而行，命元军先锯断汉江中的立木和铁索，焚烧襄、樊两城之间的浮桥，切断襄阳对樊城支援的通道，然后兵分多路，同时猛攻樊城内城。元将刘国杰率水军焚毁城南木栅，奋力攻进樊城城内。元将忙兀台派人烧毁汉水南岸的南宋兵船，又在北岸竖云梯登柜子城，从西南角攻入樊城。元将史弼领兵强攻樊城，前后鏖战十四昼夜，从东北角破城而入。此外，元军还调来亦思马因所造的回回炮，配合步骑攻城，攻城威力更甚。公元1273年初，樊城终于被元军攻陷。守将范天顺仰天叹道：“生为宋臣，死为宋鬼！”随后自缢而死。侍卫马军司统制牛富率百余死士与元军展开巷战。牛富受伤十余处仍奋勇杀敌，最后因力竭而选择了以头触柱，赴火而死。裨将王福道：“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

此时已是元军围困襄阳的第六个年头。樊城被攻陷后，襄阳城的情势愈加孤危，百姓只能“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吕文焕每次巡城，均南望痛哭，日日盼着朝廷增援。贾似道自知再也瞒不过去，遂上书自请防卫边疆，又暗令众臣上疏挽留。宋度宗迫于压力，未让贾似道亲出御敌。这时，群臣多保荐高达，认为只有他可以援襄。御史李旺入见贾似道，想要说服他起用高达。贾似道摇头道：“我若用高达，如何对得住吕文德？”李旺出门后叹道：“吕氏得安，赵氏危矣！”贾似道再请亲自援襄，宋度宗又命公卿商议。监察御史陈坚等人认为，贾似道“居中调度”较为妥当。宋度宗最终还是听从了陈坚的建议，留贾似道在京调度。贾似道仍然夜夜笙歌，只图眼前快乐，不管襄阳困苦。

吕文焕日夕登城，勉力防守，未敢懈怠。元将阿里海牙既已攻破樊城，遂移火炮转攻襄阳，其中一炮击中了谯楼，其声震如雷，城中兵民恐惧，纷纷逾城投降。吕文焕禁遏不住，心急如焚。此时，元将刘整只盼立刻破城生擒吕文焕，以报一箭之仇。原来，元军攻破樊城外城前，刘整曾率军攻打襄阳。当时，他一马当先，驰至襄阳城下，对吕文焕说道：“将军昧于天命，徒然伤害生灵，岂是仁者所为？又懦弱不敢战，令勇者耻笑，有种与我一决胜负！”吕文焕未予理会，暗令弓弩手放箭。刘整未及防备，被射中右肩，亏得铠甲坚实，才得以全身而退，但一直对吕文焕怀恨在心。阿里海牙却不愿强攻，他亲至襄阳城下，对吕文焕说道：“将军拒守孤城，迄今已近六年，若论为主效劳，也算仁至义尽。如今势穷援绝，如果再坚持抵抗，不过徒害城中数万生民罢了。若能率众出降，我主将悉数赦免，一概不予问罪，并量才录用。”吕文焕听闻此言，不觉踌躇起来。阿里海牙见他俯首沉思，料已心动，索性与他折箭为誓道：“我若欺你，有如此箭！”如此再三向他保证，吕文焕才答应出降。

当年二月，吕文焕举城降元。阿里海牙率先入城，待安排停当后，才与吕文焕一起出城，迎接主帅阿术入城。待阿术等领兵入城，吕文焕才交出图籍，与阿里海牙同往元都燕京（今北京市西南）。均州、房州诸郡，也相继弃城降元。

吕文焕投降后，随元将入朝觐见。忽必烈依阿里海牙所言，诏令吕文焕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吕文焕降元后，立即忘却旧主，主动献上攻宋之策，并自请为先驱率军南攻郢州。忽必烈点头称善，命他暂作休息，稍后再图大举。消息传至宋廷，贾似道竟向宋度宗奏道：“微臣屡请巡边，陛下未予准许，若早听微臣所言，当不致如此。”宋度宗也后悔不已。不久，贾似道又上书言道：“不料情势恶化至此，但若非微臣上下驱驰，联络内外，恐怕更加不堪设想。”宋度宗竟还感激涕零，对他更为依赖。

后来，宋度宗也知晓事态危急，遂诏令大小臣僚密奏攻守方略。四川宣抚司参议官王翊上陈救危三策，并绘制城寨形势图进献朝廷，却被贾似道隐匿不报。给事中陈宜中也借机上奏：“襄、樊所以失守，均因范文虎怯懦所致，宜斩首以申国法！”贾似道不同意，只是将范文虎降官一级，反而将李庭芝罢职，改任汪立信为京湖制置使。公元1274年，宋度宗因酒色过度而死，遗诏由皇子赵显即位，是为宋恭帝。赵显年仅四岁，暂由太皇太后谢道清临朝听政。谢道清命贾似道依照文彦博的先例“独班起居”，贾似道在朝中的权力更大，朝政因此更加混乱。

元军攻克襄阳后，致使南宋的北门洞开。忽必烈又迁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率大军驻守襄阳。阿里海牙乘机奏道：“襄阳自古为用武之地，如今天助我朝，顺利夺取襄阳，应该乘胜东下，直驱临安，南宋指日可定。”忽必烈召辅臣商议，然久不能决。征南都元帅阿术此时已进为同平章事，也劝谏忽必烈道：“臣久在军旅，发现今日之宋军已经大不如昔，如果错失今日良机，将来恐怕再难遇到了。”忽必烈又找丞相史天泽商议，史天泽进言道：“朝廷如能派遣重臣，比如安童或伯颜中挑选一人，都督诸路兵马，则四海混同之功便指日可待了。”忽必烈点头道：“伯颜可以。”于是拜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行省右丞，又诏命增兵十万出兵襄阳。

是年六月，忽必烈历数贾似道罪状，并颁发讨宋檄文，晓谕诸将择日南侵。九月，伯颜领兵二十万出襄阳，分三路南下，东路由唆都统领，取道枣阳攻淮西；西路由翟文斌率领，取道荆南略江汉；中路由伯颜和阿术统率主力，在降将刘整、吕文焕的引导下，取道汉水进逼鄂州。伯颜自汉水南下，率先突破郢州，又攻破沙洋、复州等镇，于当年底攻克鄂州。之后，伯颜命阿里海牙留守鄂州，平定长江中游地区，自己与阿术率大军东下，直捣南宋都城临安。

太皇太后谢道清闻报大惊，急令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迎战，并征召天下兵马勤王。元兵顺江东下，先后攻克江州、安庆府、无为军等重镇，各镇守将纷纷降元。贾似道自知不妙，遣心腹向元军请和，结果被元帅伯颜拒绝。元军又乘胜进占池州、和州、镇江等重镇。公元1275年，伯颜率兵攻破建康。贾似道无计可施，终于被罢职流放，行至漳州时，被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于厕中，朝野无不称快。伯颜再兵分三路，取道建康南下浙江。谢道清再次遣使入见元军，表示愿奉表称臣，伯颜仍然不许，要求南宋君臣出降。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谢道清无可奈何，被迫率宋君臣降元。元军又用了三年时间平定南宋残余势力。

公元1279年，南宋彻底灭亡。南宋先后传五世九帝，延续一百五十二年；两宋加起来共历一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襄阳地处汉水中流，扼守南北咽喉，一旦襄、樊失守，元兵可顺流东下，直捣南宋都城临安，川蜀因路远而不能救，江淮因内溃而不能守。因此，襄阳之得失，关乎南宋之存亡。此前，蒙古虽有意吞宋，并以铁骑强攻东、西两路，但江淮多水、川蜀多山，均不利于骑兵野战，以致三十年无果，蒙哥甚至葬身合州。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听从郝经、刘整等人的谏议，决意从中路突破襄汉，但他也知襄阳易守难攻，所以前后历经五年筹备、六年围攻，再加上有南宋昏君、奸臣“相助”，方使吕文焕被迫出降。元人一旦占据襄阳，南宋门户为之洞开，主帅伯颜顺江东下，前后仅用了三年时间，便攻破南宋都城临安，逼迫南宋君臣投降，大宋王朝因此沦亡。

(本报对《襄阳之重》的连载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