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二）

却说蒙哥之弟忽必烈，自小胸怀大志，因辅佐蒙哥登位有功，得以总领漠南事务，开府于金莲川（今河北沽源县）。其间，忽必烈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等人，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早在公元1255年，蒙哥便与忽必烈使出“斡腹之谋”——由蒙哥南攻川陕，由忽必烈远征大理，然后与蒙哥会师于川蜀，再顺江东下灭宋。后来，忽必烈攻占大理，蒙哥却被困于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东），被迫退兵回蒙。公元1258年初，蒙哥又调整了灭宋计划，由他亲率西路军南下攻川蜀；由塔察儿率东路军攻京湖，志在夺取长江中游重镇鄂州；由兀良哈台率南路军自云南入广西北上，待三路人马会师于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再合军东下灭宋。

蒙哥率西路军先行，但再次在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受阻。兀良哈台率领南路军北上，进至湖南潭州（今湖南长沙市）时，也遭到宋军阻击，无法抵达鄂州。东路的塔察儿率十万骑兵南下，先夺取了均州和邓州，然后南下进攻襄阳和樊城。攻樊城时，南有汉江拦路，北有湖水阻挡，让蒙军一时难以靠近。蒙军千户董文蔚连夜率精兵伐木立于水中，再以薪草相连，搭建浮桥，然后连夜过湖。次日天明，蒙军悉数涉湖，将樊城包围。城中将士见状大惊，樊城守将李和率众顽强抵抗，襄阳城守将高达、程大元等人也率军前往支援，才将蒙军挡住。董文蔚又和拔都进行强攻，一度夺取了樊城外城，但始终难以攻破内城，塔察儿被迫撤围退兵。公元1258年底，蒙哥以塔察儿出师不利，改命忽必烈为东路军统帅，再次南下攻鄂州。

此时，四川安抚制置大使余阶已经去世，川陕防务大不如前，幸有副将王坚坚守合州，川陕防线才不至于崩溃。宋理宗任命贾似道知枢密院事，丁大全为右丞相，朝政更是一塌糊涂。蒙哥因久攻合州不下，竟抑郁成疾，于公元1259年七月病逝于钓鱼山。蒙古军撤兵北返，合州之围遂解。当年八月，尚未得知蒙哥去世消息的忽必烈再次率东路军南下。因襄阳难攻，他决定另辟蹊径，先从蔡州（今河南信阳市）渡过淮河，然后分兵南进，先后攻破大胜关和虎头关（分别位于今河南罗山县西和湖北麻城市东北），然后翻越大别山，进抵黄陂（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忽必烈制造木筏，收集渔船，从阳逻堡（今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强渡长江，率大军包围了鄂州城。其间，蒙古亲王穆哥遣使至鄂州，通报蒙哥病死的消息，并敦请忽必烈北归即位。忽必烈不愿撤兵，率军继续进围鄂州。宋理宗闻知大惊，急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坐镇鄂州指挥各军防御。鄂州守将张胜、高达等顽强抵抗，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也顺江东下支援。忽必烈无隙可乘，宋蒙前后相持长达三个月。这时，忽必烈之妻察必再次派人传信，催促他速回蒙古争位。本来局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可贾似道非但不反击，反而遣使向蒙军求和。忽必烈求之不得，遂与贾似道议定，宋割江北地给蒙古，每年向蒙古进贡白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随后，忽必烈退兵北返。南路军兀良哈台也撤了潭州之围，自鄂州撤兵回蒙。

鄂州之围既解，贾似道喜出望外，竟隐瞒了和议细节，谎称诸路大捷，江汉万里肃清，大宋已转危为安。宋理宗大悦，待贾似道班师回都，亲率百官至郊外迎接，并晋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因鄂州“大功”，从此独揽大权，朝野皆感不平。贾似道设计除掉朝中政敌，后见地方将领也多有不服，遂令亲信吕文德编织罪状，害死名将曹世雄，令高达罢职归家。接着，贾似道又任命亲信俞兴为四川制置使，处处刁难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刘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泸州十五郡共三十万户百姓全部献给蒙古。后来，贾似道又借边费审计为名，罢免边帅赵葵、史岩之，逼死名将向士璧、王坚，朝中良将几乎丧失殆尽。宋理宗却毫无察觉，反将集芳园赐予贾似道作为私第，并赐缗钱百万作为营造之资。

忽必烈北返蒙古后，于公元1260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即汗位。待国内大局已定，忽必烈遂遣翰林学士郝经为国信使前往宋都临安，一是通告他即位的消息，二是要求宋廷践行和约。当时贾似道正带人撰写《福华编》，以称颂鄂州战功，忽接眼线密报，得知郝经已至宿州，请求入朝面圣。贾似道心知蒙古使臣来后，前事必将败露，不免惊慌起来，索性令真州忠勇军将郝经扣押，不让其入朝。郝经多番致书宋廷，极力陈说利害，忽必烈又遣官责问，但因贾似道从中作梗，宋理宗始终未予理会。后来，贾似道听闻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举京东之地归附宋廷，不禁喜出望外，立即奏封李璮为齐郡王。原来，李璮为降盗李全之子，行迹变化无常，此前叛宋入蒙，如今又叛蒙归宋。忽必烈闻报大怒，即遣宗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泽，大将史枢、阿术等率兵讨伐李璮，迅速将其擒获后斩首示众，并将齐地收入版图。忽必烈因宋败盟在先，且擅自拘留蒙使郝经、招纳叛将李璮，决意再度伐宋。

在忽必烈眼中，南宋无疑是一大块肥肉，但该从哪里下口，让忽必烈有些犯难。此前，金国主攻江淮，虽然也曾深入江南，但因孤军深入，始终难以灭宋。蒙哥主攻川陕，虽深入川蜀，但两次被困于钓鱼山，未能再前进半步。蒙古人见东、西两路都行不通，开始把目光移至中路。早在贵由在位时，李桢便曾建议：“襄阳乃吴蜀要冲、南宋襟喉，大汗如能得到此地，必为他日取宋根本。”贵由对此颇感兴趣，并任命他为襄阳军马万户，驻军于襄阳外围，但并未真正重视。蒙哥久攻川蜀不下时，郝经也曾上表劝谏：“如果想存养兵力，循序渐进，应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兵家曾言，‘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过去，我们曾占有荆襄和淮甸，拥有上流优势，但后来都失去了。如今，应命大军出襄、邓，南渡汉江天险，水陆同时进兵，然后以轻兵围襄阳，以绝其粮道；以重兵趋汉阳，以窥长江下游。”

当时，蒙哥正在钓鱼山与宋军死磕，没有往心里去。忽必烈即位当年，部将郭侃又上奏平宋策略：“宋朝立都东南，以吴越为家，其最紧要之地，无非荆襄而已。为今之计，应当先取襄阳，然后以迅雷之势直趋宋都临安，江淮和巴蜀将不攻自平。”当时忽必烈刚刚夺取汗位，忙于镇压内乱，依然没有立即采纳建议。

公元1261年六月，刘整叛宋降蒙后，再次向忽必烈献上平宋二策，即先取全蜀，再下江淮，然后东西夹攻，则江南指日可定。忽必烈决定依刘整之计先取全蜀，于是集中兵力攻打川东，不料又遭到宋军顽强抵抗，未能突破夔峡东下。忽必烈再次折戟于川蜀后，才开始转变思路，把目光转向中路。

当时，宋廷已任命吕文德接替贾似道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负责京湖防务，统兵七万人，驻节于鄂州；湖北安抚副使高达负责荆湖北路防务，驻守江陵；京西安抚副使程大元负责襄汉防务，驻扎于襄阳。蒙古以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节制河南军民；河南屯田万户史权为江汉大都督，府治设于邓州，与南宋京湖制置司南北对峙。其间，双方发生过多次小规模冲突，如公元1261年初，京西安抚副使程大元曾出兵邓州等地，并取得小胜；第二年，程大元又乘忽必烈征调“汉军”征讨山东李璮之机，派兵前去偷袭汉北要镇枣阳，但因守将齐珪死守，未能如愿。总体而言，此时的宋蒙双方在汉水中游大致处于势均力敌状态。

从公元1263年开始，蒙古主动调整策略，开始用心经营襄汉。当年，降将刘整向忽必烈献计，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边境互市之所），名为互通有无，实则是想设置据点向襄阳城郊渗透。忽必烈认为有理，又担心宋人不同意。刘整道：“南朝所倚靠者，惟黑灰团而已。但他贪财好货，可以利相诱。”“黑灰团”即吕文德，因为长得黑而得此“雅号”。忽必烈即遣使者携名贵玉带赴鄂州献于吕文德，请求于襄阳城外设置榷场。吕文德贪恋财货，果然答应。使者又得寸进尺道：“南人言而无信，安丰等处搉场常受盗贼劫掠，希望在襄阳榷场构筑土墙，以保护货物安全。”吕文德没有同意。使者走后，吕文德的亲信陈文彬等劝他道：“榷场如能建成，对我军也很有利，还可以借助此举与蒙古朝廷通好。”吕‌文德认为有理。不久，蒙古使者又至，再次重提前议。吕文德随即同意，并奏请朝廷允准。蒙古人求之不得，即在樊城外开置榷场，并在鹿门山建造土墙，外通榷场，内筑堡垒，成为蒙古军在襄阳城外设立的首个据点。此时，吕文德之弟吕文焕担任军事指挥使，知道吕文德上当，两次向京湖制置司申诉，均被吕文德亲吏陈文彬等人瞒报，榷场遂成为既定事实。‌

蒙古虽在襄阳设置了榷场，尚不足以改变局势，于是又从外围开始发力。公元1264年底，忽必烈下令在邓州附近增设茱萸、常平、建陵、季阳四座堡垒，锁住了襄阳北部。同年，宋理宗因病去世。宋理宗在位长达四十年，先后任用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臣，令南宋政治每况愈下。宋理宗去世后，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贾似道因有拥立之功，更加专横霸道，又在西湖北岸修筑葛岭，每日纵情淫乐，宋廷政治可想而知。吕文德因为是贾似道亲信，因此未受掣肘，得以继续坐镇京湖。

公元1266年，蒙古将领张禧率兵在高头赤山击败宋将吕文焕，乘势夺回均州，又控制了襄阳西北，堵住了汉水上流。吕文德坐镇鄂州时，也嗅到了危机，先是下令创设镇边军，以增强襄阳守备；又命房州知州李鉴主动出击，进攻房州龙光寨和均州武阳坝，并取得小胜。然而，总体来说，宋廷形势越来越严峻。

公元1267年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率蒙军渡过汉水，夺取仙人、铁城等栅寨，俘获百姓五万人、牛马五千头。在蒙古军北返途中，宋军据守在襄阳城西南的安阳滩渡口，想阻断蒙军归路。双方在安阳滩展开激战，南宋骑兵直冲蒙古军阵地，使其阵形大乱，主将阿术受惊落马，差点被宋军俘虏。蒙古将领怀都挑选士兵浮水与宋军搏斗，夺得战船二十余艘，蒙军才得以退兵。蒙军虽然战败，但阿术等人已深入汉水以南，对襄阳周边形势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回军途中路过襄阳城南诸山，阿术在马虎头山驻足远眺汉东白河口（今襄阳市东的唐白河口），欣然说道：“如就白河口筑垒，以断宋军粮道，襄阳城池虽险，亦不难攻取。”同时，阿术对宋蒙两军的优劣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收兵回营后，立即要求蒙古将帅在以后攻打宋军时，如遇山水栅寨等据点，一定要依靠汉军的力量；同时，蒙古军也要筑城垒栅、训练水军，以弥补自身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