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文/摄
前些年，我曾撰写过一篇探寻南宋抗元名将牛富之墓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缘起，要追溯到2008年的一个网络帖子。当时，一位市民声称在攀登襄阳真武山时，意外发现了牛富的墓碑。
此后，我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访碑求证之路。起初，我坚定地认为牛富之墓就在真武山一带，于是在羊祜山、真武山、虎头山、琵琶山展开了艰苦而又细致的搜索，却始终一无所获。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案”，没想到今年过完春节后不久，一位襄阳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联系到我，说看了我写的分析文章后大为震惊。他告诉我，前些年修路时确实发现过一方断为三截的元代石碑，后因施工需要，石碑被掩埋在了水泥路基之下，其位置刚好与我文章中推断的牛富之墓的位置相吻合。
得到消息后，我立刻与这位市民取得联系，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见到了他。这位市民曾就职于某机关单位，现已退休。因不方便透露这位市民的姓名，这里暂且称他为M君。整个下午，M君都在倾诉他对襄阳历史文化的热爱，还分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谈到他在真武山后修路时见过的断裂成三截的石碑时，我问他何以断定是元代石碑，M君说，残碑上有多种文字，并刻有八思巴文。临别时，M君提到自己多年前曾在真武山下的废品回收站收得一把“宝剑”，并邀请我改日鉴赏。
4月初的一天，M君发微信请我喝茶，顺便让我看看他收藏的剑。我赶到约定地点，只见桌上放着一个长长的碎花布包，当层层布料被打开，一把锈迹斑驳的铁剑出现在眼前。拿起剑，上面的铁渣簌簌掉落。恰巧，窗外一缕阳光照在剑面，一颗黄豆大小的金点闪烁出一道刺眼的光芒。我下意识地感到，这可能是一把极其珍贵的错铜或错金的七星剑！因为锈蚀严重，铁锈包裹了剑面的纹饰，如果再不加以处理，很快就会腐朽。于是，我向M君提出对铁剑进行除锈脱盐、涂层封存的想法。M君爽快地将铁剑交付予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清理、脱盐，铁剑的状态渐渐稳定下来。我立刻把剑邮寄给浙江的一位研磨师，研磨剑面的纹路。在他的妙手下，北斗七星纹逐渐显现。星点之间以极细的两股金属绞丝线相连接，如此柔韧的工艺，在古代或许只有金丝才能做到。剑面上，北斗星的上端清理出三颗连成直线的星纹；剑的另一面，只清理了上端，是三颗呈三角相连的星纹。为了更好地保持原始面貌，剑面下端并未进行清理研磨，纹饰不详。
随后，为了证实剑身的星宿纹饰是错铜还是错金，我将铁剑拿到一家回收黄金的店铺，用光谱仪检测分析，结果显示含金量达到了65%！这个结果令人振奋不已。如此珍贵之物，一定要尽可能保持原始面貌。将铁剑通过特殊技术处理封存后，我致电M君，约他再次见面。当面向M君说明了这是一把金丝错成、工艺极为复杂的高级将官的佩剑时，他淡定地说道：“这很可能就是牛富的佩剑吧。先放在你那儿好好研究，到时把研究成果告诉我。”
我与M君因探讨牛富之墓结缘，如今他又将这柄稀罕的铁剑与牛富联系起来，让我对这把剑产生了更多追索的兴趣。
这把铁剑残长约80厘米，宽约5厘米，剑形保存基本完整，剑身双面错金，一面错有北斗七星等星宿纹，一面错有三角形三连星宿纹。佩剑上的七星纹样，寄寓着对国政有序、天下太平的深切祈愿，横向的三星对应的是“河鼓三星”，代表大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等军事要职；三角排列的三星则指代三公重臣，即太尉、司空、司徒。以星象喻官制，将对国家安定、政通人和的期盼凝聚于剑身方寸。剑尾缺失，根据剑茎形态，参考宋代诸多画像石和巩义皇陵的石雕，以及金代皇陵出土的铁剑等综合判断，当为镂空如意型套筒穿插式剑尾。剑尾应配有空心铆钉，由铆花固定，方便穿系剑缑。以此推测，完整的剑长度应该在90厘米上下。
此后，我又参阅了大量宋代的出土文物，结合铁剑制式、铜质装具的造型和包浆等信息，更加确信——这是一把罕见的高等级宋代将官所佩的七星剑。宋《舆服制》记载的“大驾卤簿”中，“将官着甲，统制、统领官各带弓箭，腰悬剑，手持骨朵侍立。”《宋史》中也多次记录赐赵宋宗室亲王“剑履上殿”，以示荣宠。宋《武经总要》中提到：“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此外，《续资治通鉴·宋纪》中也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曹彬平定南唐时，“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这些都表明，宋代将官佩剑大有讲究，剑不仅是随身刃器，也是礼仪的象征和权力的信物。
那么，这把剑有没有可能是宋元道士作法时使用的法剑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已知的馆藏和民间发现为数不多的宋代法剑来看，大多数法剑没有开刃，剑柄多为铜套柄。此剑较目前所见的法剑略宽略长，且两侧开刃，部分剑刃至今仍锋利无比。在清理过程中，我还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剑刃上端有一处卷口，一侧一半的铜吞卡及剑格的葫芦珠已残，断口处的锈蚀状态为历史旧伤。由此可断定，这把剑曾在实战中格挡过利器，强大的冲击力致使宝剑卷口，利器顺势而下，斩断了半侧铜吞卡及剑格一端的双珠。一系列特征表明，这把剑是一把历经沙场的实战兵器。
六月的一个午后，我致电M君，提出归还铁剑。M君一到，我便先把剑的年代考证和稀有之处全说了出来。M君依旧神色平静，静静听着。我缓缓解开层层棉布，将宝剑递向M君。恰在此时，窗外的阳光倾泻而下，直直地照在铁剑之上。一道凌厉的剑影瞬间映在右侧的白墙上，寒光闪烁，耀得人睁不开眼。我下意识眯起眼睛，思绪不禁穿越到七百多年前——遥想当年，牛富在樊城柜子城浴血巷战，他是否就是手握此剑，于敌阵中奋勇厮杀，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
南宋末年，烽烟四起，战火中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其中，牛富是不得不提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坚守城池，浴血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与忠诚，其事迹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牛富生活的年代，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已摇摇欲坠。但他没有被严峻的局势吓倒，反而毅然投身军旅，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紧系在一起。宋咸淳五年（1269年），他奉命移防樊城，与襄阳守将吕文焕共同承担起抵御蒙军围困的重任，并一次次击退敌军的进攻。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面对元军“水陆并围”“长期消耗”的战略，牛富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智慧和顽强的意志。他深入分析敌情，组织军民日夜加固城防，修缮兵器，储备粮草；同时积极练兵，鼓舞士气，凝聚起襄、樊二城军民共同御敌的强大力量。他深知，樊城不仅是军事要冲，更是南宋在北方的重要屏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那些日子里，牛富始终坚守城墙，与士兵同甘共苦，用行动诠释着对国家的无限忠诚。
宋咸淳九年（1273年），元军动用先进的回回炮，对樊城发起猛烈攻击。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樊城最终失陷。但牛富没有放弃，他率领百余死士与元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每一条街巷、每一处房屋，都成为他们浴血拼杀的战场。牛富手持兵器，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身负重伤，却依然咬牙坚持，眼神中透着不屈的光芒。他一路拼杀，元军却如潮水般越聚越多。牛富带着将士们且战且退，最终被逼至樊城城垣的西南角。眼前已是无路可退，身后是穷追不舍的敌军，面前是滚滚汉水。对岸的襄阳城垣之上，站满了含泪相望的百姓与将士，他们的脸上满是悲戚与不甘，却无法伸出援手。
当胜利无望，牛富深知已无力回天。他不愿向元军屈服，毅然投身火海，以死明志。副将王福深受感染，也追随他一同殉国。那一刻，对岸的襄阳城中，百姓与将士们失声痛哭，哀鸣之声直冲云霄。熊熊烈火腾空而起，照亮了樊城的夜空，也照亮了牛富炽热的爱国之心。
关于牛富，《宋史·忠义传》这样写道：“牛富，霍丘人。制置司游击砦兵籍。勇而知义。为侍卫马军司统制。戍襄阳五年，移守樊城，累战不为衄，且数射书襄阳城中遗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两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赠静江军节度使，谥忠烈，赐庙建康。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
牛富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更源于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中挂念的仍是襄、樊失守后南宋的未来。他明白，襄、樊沦陷意味着南宋防线被撕开大口，元军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这份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正是他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动力。
至于这把七星佩剑是否为牛富所有，牛富碑是否真实地存在过，我想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襄阳人通过这把剑了解牛富，了解那段慷慨悲壮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