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蒙抗元（三）

蒙古大军攻克襄阳后，又乘胜东进、南下，先后攻占了荆门、随州、郢州（分别为今湖北荆门、随州、钟祥）等地，汉水中游几乎全线陷落，江汉腹地江陵危在旦夕。危急关头，经朝臣举荐，宋理宗急调驻扎于黄州的孟珙前去支援江陵。孟珙临危受命，立即率军赶赴江陵。蒙古军围攻江陵不下，准备分兵渡江南下。孟珙沿江据守，命兵士持火炬照耀江面，致使蒙古军无隙可乘；后又率军进攻蒙古营寨，大大挫伤了蒙古军的锐气。当年冬，蒙古中路军统帅阔出病逝，遂暂缓了对京湖地区的攻势。公元1237年，蒙军万户张柔欲率军从黄州渡江东下。孟珙奉命应援，再次挫败蒙军阴谋。至此，蒙古兵分三路攻宋的战略，除东路温不花等因淮河水网受阻进展不大外，中路的阔出突破了襄阳重镇，深入江汉平原；西路的阔端也连陷汉中、成都等重镇，川陕仅剩夔州及潼川路东部（分别为今重庆市及四川东南部），局势对南宋极为不利。这时，京湖制置使赵范已经坐罪免职，朝廷封孟珙为随县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抚副使，不久又授鄂州诸军都统制，命他整顿江汉地区防务，尽快收复襄阳等失地。

孟珙观察当时形势，认为要收复襄阳，必先攻占郢州和荆门，因为只有攻占郢州，才可以转运粮草；只有攻下荆门军，才能出动骑兵。经过周密部署，孟珙令江陵节制司发兵进攻郢州和荆门军。当时，蒙古中路并未屯驻重兵，宋军进展相对顺利，先是张俊收复了郢州，然后贺顺又克复荆门军，打开了进入襄阳的通道。

公元1238年冬，宋将刘全先后与蒙古军战于冢头、樊城、郎神山（均位于今汉水北岸），三次打败蒙古军。第二年，曹文镛收复信阳军。随后，孟珙指挥南军各部合力进攻襄阳城。部将刘全首先攻占樊城，蒙古军负责镇守襄阳的刘义见势不妙，抓住了领襄阳、樊城事的蒙将游显，然后率众投降南宋，襄阳得以迅速收复。刘全又派部将谭深收复了光化军，蔡州、息州也降附宋廷。至此，襄汉一带又重回南宋怀抱。

孟珙生于襄阳，长于襄阳，又建功于襄阳，他深知此次轻易收复襄阳，并非因为宋军强大，而是蒙古未予重视，于是上书朝廷道：“取襄阳不难，而守襄阳难。并非将士不勇、车马器械不精，实因兵力不足。襄、樊为朝廷根本，如今百战得之，应当善加经理。如欲护守元气，非有甲兵十万，不足以分守。与其待敌军来后再调兵遣将，不如现在加强防守，以保全胜之势。兵法云‘上兵伐谋’，此所谓不争之争也！”

可惜，宋理宗并未采纳孟珙的建议增派重兵屯守襄阳。孟珙只好自己善加措置，编蔡、息降兵为忠卫军，襄、郢降军为先锋军，麻城、巴河、安乐矶、管公店的淮民为飞鹘军。部将荆湖都统制张顺也召集襄汉散卒组建忠义、虎翼二军。各军择险要处驻扎，襄阳及周边诸镇复为强藩。

公元1239年秋，蒙古见东、中两路受阻，又命蒙将塔海、图思率大军数十万人进攻川东、重庆一带，拟先攻占长江上游，再顺长江东下。蒙军势如破竹，迅速进至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为防止蒙古军东下江汉，孟珙分兵驻守宜昌、秭归等地。蒙古军见南宋防备严密，被迫退回长江上游。第二年春，宋廷任命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安抚制置使，肩负中、西两路防御重任。孟珙又深入四川盆地，花了两年时间巩固长江上游防线。而对于汉水中游防线，孟珙也丝毫没有放松。他听闻蒙古将领张柔屯田邓州，并招募襄阳、随州、信阳军民就地耕种，又在顺阳（今河南淅川县南）积木造船，拟顺汉水东下，威胁襄阳等重镇。孟珙不动声色，暗令部将张汉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阳，分别袭扰蒙古军，令其无法安心屯田；接着，又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古所储木料一把火焚毁殆尽。他知道蒙古军依赖蔡州供应粮草，于是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入蔡州，烧掉蒙古囤粮。蒙古兵处处碰壁，不敢再进逼襄汉。

公元1241年春，宋廷解散四川宣抚司，改任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置司于峡州（今湖北宜昌市），统一指挥川东和江汉防务。当时，宋理宗以史嵩之为右丞相，督视江淮、四川、京湖军马。史嵩之独擅朝政，很多正直之士被罢斥，惟孟珙素来为他所推崇，因此未受牵制。同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氏临朝摄政。因为朝局未稳，蒙古有意与南宋讲和，先后五次派使者王檝入宋议和未果。王檝后病死于南宋境内。蒙古又派月里麻思入宋议和，不料刚行至淮上就被宋将抓住，逼他归降宋朝。蒙廷闻讯大怒，遂于公元1242年再遣也可那颜、耶律朱哥等将率骑兵三千人，自关中出武关，谋攻江汉腹地。宋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孟珙闻警，连忙分军堵截，由王令屯江陵，然后进屯郢州；刘全屯沙市；由焦进提兵千余人，自江陵、荆门出兵襄阳。后来，孟珙又命刘全带十日军粮，取道南漳入襄阳，与诸军会合。蒙古军见襄汉无机可乘，于是放弃襄阳转攻四川。孟珙又在川东严密布防，蒙古军最终无功而返。孟珙治军严明，多次击败蒙古军，从此威名更甚，之前降金、降蒙的将士纷纷慕名降宋。

当时蒙古军南侵，以江淮和川陕为主，所以襄汉压力较小。孟珙从抗蒙大局出发，要么派遣援兵支援川蜀和江淮，要么自襄阳出河南，牵制东、西两路蒙军，为稳固整条防线作出了突出贡献。四川宣谕使余阶入川时，孟珙即派晋德率六千人支援，并援助军粮十万石。余阶依据钓鱼山（今重庆市合川区东）构建坚固堡垒，令蒙古军无计可施。江淮这边，淮西招抚使吕文德屡次击败蒙古兵，东路防线也可保无虞。这时，权相史嵩之不顾父丧，谋求夺情起复，引起群臣激愤，宋理宗遂令其罢职归家，朝政颇有起色。令人惋惜的是，公元1246年，孟珙遭奸人谗间，于是借病上书乞休，朝廷诏授宁武军节度使，并以少师衔致仕。诏命还未传至江陵，孟珙已病殁于任所。讣闻传至都城临安，宋理宗辍朝震悼，赠银绢各千匹，赠太师衔，追封吉国公，赐谥“忠襄”，立庙享祀，号曰“威爱”。

之后，朝廷改命贾似道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州路策应使，后又兼任京湖屯田使，以接替孟珙之位。贾似道不学无术、奢侈放荡，却因其为贾贵妃之弟而骤居要职，眼见孟珙苦心经营的大好局面就要因此断送。不过，此时的蒙古也是内乱频仍，先是铁木真的幼弟帖木格造反，逼乃马真氏立长子贵由为汗。贵由在位仅两年，便因病去世，再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听政。

公元1251年，蒙古各部召开库里尔泰大会，选举拖雷长子蒙哥为汗，国内局势才暂得稳定。近十年间，因蒙古无暇对外用兵，宋朝方得以苟安于江南。

贾似道任职京湖后，朝廷令他经营襄阳，并屯重兵驻守。贾似道却认为襄阳“孤垒绵远，无关屏障”，并未多加理会。三个月后，即公元1250年春，贾似道调任两淮制置使，朝廷改令李曾伯为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命他推广屯田、建置榷场、修复城池、抚辑流徙，以巩固荆襄防务。此前，郢州、襄阳屡经战火，早已城毁民徙，到处一片荒芜。李曾伯到任不久，先复郢州，再复襄阳，荆襄防务大有改观。次年四月，李曾伯任命荆鄂副都统制高达为总指挥，晋德、王登、张禧等将为副将，率两万一千人赴襄阳，另遣江州、黄州援兵五千人随后跟进。高达率军占据襄、樊二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二城修复一新。随后，朝廷命高达权知襄阳府、管内安抚、节制屯戍兵马。李曾伯、高达因修复襄阳有功，受到朝廷嘉奖。李曾伯见襄阳、郢州等地经济凋敝，因此上疏朝廷：“襄阳为新复之地，城池虽然修浚，田野未加开辟；房屋虽然草创，市井未曾阜通。请朝廷顾念百姓，为襄阳蠲租（免租）三年。”宋理宗认为有理，遂免除襄阳三年赋税，并为京湖制置司拨钱三百五十万缗，资助百姓购买种子和耕牛等物资。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经营，襄阳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复为南宋的北方强藩。宋廷也将江汉防线向前推移至汉水以北。

却说宋蒙联合灭金后，转身就成为了仇人，宋金联手灭辽的情形再次上演。蒙古大举入侵，宋军节节败退，几无还手之力。危急时刻，幸有名将孟珙临危受命，率众规复荆襄，使南宋得以重新扼守南北咽喉，令蒙古不敢轻易南顾。此后，孟珙又平靖西蜀，沿江构建纵深防御体系，令蒙古无计可施。自宋蒙联手灭金到蒙哥即汗位，近二十年间，宋蒙南北对峙，大致势均力敌。窝阔台死后，蒙古国内祸乱频仍，宋廷如能励精图治，本有恢复之机，可惜宋理宗任用奸佞，忠勇如孟珙者尚且遭谗被谤，使得朝廷痛失国之砥柱，南宋灭亡的命运此时已经注定。

襄樊之战（一）

《元史新编》：“襄阳居吴、楚上游，立国东南者，恒恃为藩蔽。襄阳不守则浮汉东下，长江天堑皆失其险……越二十余年，又坏于吕文焕兄弟。襄阳失而宋遂不支。”

公元1251年，蒙哥于和林称帝，蒙古内乱结束，复开始又筹划攻宋。襄阳失而复得后，襄汉防线重新稳固，有力地阻遏了蒙军南下。蒙哥一改过去抄掠式、扫荡式打法，也在宋蒙边界构筑城池堡垒，守城练兵，屯田积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南宋展开了新攻势。在中路，蒙哥采用了谋士姚枢的建议，在汴梁设置河南经略司；在唐、邓等边地屯田，将原来从唐、邓、均、襄、樊等地所掳的民众重新迁回唐、邓，以充实屯田人力；命万户史权屯兵邓州，副万户别的因镇守随州。同时，修复所占的光化、枣阳、均州诸城，与南宋襄、樊等城针锋相对。

面对蒙古咄咄逼人的攻势，南宋也加强了防御。蒙古修筑光化、枣阳诸城时，京湖制置司曾遣军袭扰，但是收效甚微。后见蒙古军在汉水北岸修复光化旧城，宋军也在汉水之南另筑光化新城，与蒙古军隔河相抗；又调兵修筑汉水上游的均州龙山城，并在汉水中下游的荆门军、郢州城增加兵丁强化守备。

公元1256年，蒙古再次大举进攻襄汉。当时，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已调任四川宣抚使，由吴渊继任京湖制置使一职。蒙将董文蔚攻襄阳、樊城，吴渊派高达、王登迎敌。高达在白河击败了蒙古兵，因功转行右武大夫、带遥郡防御使。王登也在沮河一带击败蒙古军。

第二年，京湖宣抚使赵葵接替吴渊担任京湖制置使，负责荆襄战区防务。赵葵再派王登等人水陆并进，在新野境内击破蒙古兵，并焚毁其储积粮草。赵葵又遣军攻光化军，再次取得胜利。蒙古人被迫退兵北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