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摄荆南（三）

却说荆南节度使高继冲遣水军三千人，由亲校李景威统率，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平乱。丁德裕到达江陵后，说明了借道一事，高继冲遂召僚属商议。部将孙光宪说道：“自周主柴荣开始，便有统一天下之志；今宋主比柴荣更强大威武，而江陵地狭民贫，万难与宋廷争衡，不若早归疆土，或可免祸；明公之富贵，亦不致全失。”高继冲踌躇未决，又与叔父高保寅密商。高保寅却道：“不如准备牛酒，借犒师为名，窥探宋军强弱，再作计较不迟。”高继冲沉吟道：“如此便请叔父前往。”高保寅即选肥牛数十头、美酒一百瓮，前往荆门犒师。及至宋营，都监李处耘亲自接待，礼数甚为周全，高保寅大喜过望。次日，慕容延钊召高保寅入帐，置酒设宴，相谈甚欢。高保寅于是放下心来，暗遣士卒飞报高继冲，让他无须过虑。哪知李处耘已带领精兵夤夜前进，直逼江陵城下。

高继冲正待高保寅回来，忽闻宋兵潜至，急得束手无策，只得出城相迎。北行十余里后，与李处耘相遇。李处耘请高继冲入寨，令他等待慕容延钊，自率亲军进入江陵城。待高继冲还归江陵，见宋军已分据要冲，心中越觉惶恐，最后不得已将全境三州十六县全部献于宋廷，并遣客将王昭济奉表归降大宋。

宋太祖赵匡胤很是欣慰，特遣王仁赡为荆南巡检使，携衣服、玉带、器币等赐予高继冲，并授其为马步都指挥使，同时仍官荆南节度使。高继冲部将孙光宪因劝说高氏归朝有功，升任黄州刺史。荆南至此灭亡，自高季兴据守江陵，袭三世五帅，共计四十余年。

慕容延钊、李处耘等人既据江陵，遂进图潭州。这时，湖南将校杨师璠已在平津亭打败张文表，擒住后将其脔肉而食。慕容延钊乘虚而入，不费一兵一卒即得潭州，接着又率兵进攻朗州（今湖南常德市）。武平节度使周保权年纪尚幼，毫无主见，牙将张从富则坚决抵抗。李处耘佯装欲渡江，暗中却出上游南渡湘江，与北岸宋兵对其实行南北夹击。张从富只好逃回朗州。李处耘检阅俘虏，又择少壮数名，在其脸上刺字，然后纵还朗州。俘虏逃入城中，报称宋军喜啖人肉，顿时全城惊骇，纷纷弃城而逃。李处耘率先入城，待慕容延钊兵至后再出城搜捕，斩杀张从富，活捉周保权。赵匡胤怜周保权年幼，优旨特赦，授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周保权与高继冲后来均得善终。宋军乘胜进击，先后灭亡后蜀、南汉、南唐、吴越、闽南清源军以及北汉，至此，五代十国彻底结束，前后共历七十余年，除燕云十六州尚未被收复外，全部纳入大宋版图。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大乱局，这两段历史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均存在南北分治、军阀割据、外族入侵等。不过，这两大乱世也有差异：南朝延续时间长，南国持续时间短；南朝源自衣冠南渡，南国大多起于本土；南朝大多统一南方，南国却始终处于分裂状态。除此之外，二者还有一个明显差异：魏晋南北朝时，襄阳属于南朝，扼守南北咽喉，所以南北势力相对均等，因此分裂长达两百年；五代十国时期，襄阳归于中土，因其占据上流优势，以致北强而南弱。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政权虽纷繁更迭，却难以波及北方；而北方停止内乱后，只要兵出襄阳，便可轻松平定南国。因此，五代十国之乱只延续了七十余年。襄阳就好比一颗钉子，钉在南北的节骨眼上，关中刘知俊作乱，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可以北上千里救援；荆南节度使高季兴蠢蠢欲动，多次进兵襄阳，却始终难以前进半步；赵匡胤统一北方后，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借荆南而灭湖湘，可见襄阳地位之重要。

直捣黄龙（一）

《宋史·岳飞传》：“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终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开创了大宋王朝。北宋承自后周，以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为都城。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分设两府三司，两府为中书门下省和枢密院，分主行政和军事；三司为户部、盐铁、度支，主管钱粮。军、政、财三权分立，各设长官数人，共同入相辅政，形成文官集团，其势力几乎可与皇权相抗衡。赵匡胤深知，五代以来祸乱相寻，根源在于藩镇割据，遂于公元961年“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后来，赵匡胤又逐步取消藩镇制度，仅保留节度使称谓；地方行政则实行两级制，以近四百个府、州、军、监为第一级，一千二百多个县为第二级，任用文官担任各地知州，号“知州军事”，使得节度使一职成为虚衔。同时，设通判一职作为钳制，将大权收归朝廷，根除了藩镇割据的痼疾。

此时，宋廷在襄阳设立襄州，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公元997年，宋廷将天下分为十五路，各路设转运使，主管监察和财赋，但不干涉地方军政。此时襄阳隶属于京西路，路治位于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公元1074年，宋廷将天下分为二十三路，其中分京西路为南、北两路，北路仍治河南府，南路治所设于襄州（今湖北襄阳市）。

宋朝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虽避免了藩镇割据，但也导致战力孱弱，在与辽、金、西夏、蒙古等外敌的战争中屡屡铩羽而归，为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公元1004年秋，辽国大举侵宋，宋真宗勉强应战，与辽达成“澶渊之盟”：辽宋结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此后一百年间，天下总算平安无事。宋徽宗即位后，醉心文艺，怠于朝政，任用奸臣，搜刮民财，天下百姓纷纷起义，令宋廷元气大伤。此时，辽国政治同样腐败，金国却崛起于东北，并与辽国连年征战，使得辽国国力大不如前。宋徽宗以为有利可图，遂于公元1120年与金朝正式订立“海上之盟”，联金灭辽。

谁知金人灭辽后，立即调转矛头，乘胜南下攻宋，一路势如破竹，直达黄河北岸。宋徽宗不敢迎战，竟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金兵轻易突破黄河，直逼北宋都城汴京。宋钦宗惶急无措，大臣白时中、李邦彦等劝他出幸（指帝王外逃避难）襄邓，暂避金兵锋芒。宋钦宗颇为心动，两次诏命襄阳府臣，随时做好出幸的准备，后因李纲再三谏阻，才暂时放弃这一想法。此后，金军连战连胜，宋钦宗时战时和，惶惶不可终日。其间，南道总管张叔夜率兵勤王，宋钦宗召他入对，张叔夜详陈形势，也请皇帝驾幸襄阳。不料，张叔夜随后战败受伤，汴京也告陷落，出幸襄阳已不可能。金人又以议和为诱饵，俘虏徽、钦二帝，将其禁锢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东），隶属于黄龙府，史称“靖康之难”。北宋随之灭亡，前后共历九帝，合计一百六十七年。

这时，康王赵构流寓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招徕宗泽、岳飞、张俊等大将，拥兵数万人，屡屡击败金军。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市），是为宋高宗，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当时，金兵已在掳掠后北去，天下兵马副元帅李纲、东京留后宗泽等人慷慨陈词，请求宋高宗出兵恢复中原。宋高宗听信奸臣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谗言，不仅不出兵，反贬宗泽为襄阳知府。李纲不死心，又上陈十事，其中第二件事为“议巡幸”，再次提出迁都事宜，请宋高宗先至汴京拜谒宗庙，若汴京不宜为都，则上策为建都长安，中策为迁都襄阳，下策为立都建康。军事重镇襄阳，再度成为都城候选。

宋高宗心下颇为所动，本想依议而行，甚至派人至襄、邓修缮城郭，储备钱谷，以作迁都之用。不料，金国再度南侵中原，宋高宗胆怯，不顾李纲、宗泽、岳飞等人的谏阻，再次听信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谗言，诏命巡幸东南，不日到达扬州。

公元1128年，金军乘虚南下，以银术可为将，攻陷邓、唐、陈、蔡等州，京西南路全部陷落，仅襄阳等数州、县尚存，但也岌岌可危。随后，金兀术再度攻破汴京，席卷河南和秦陇，中原大地尽落敌手。金兵乘胜南下追击，距扬州仅数十里。宋高宗匆忙南逃，先后逃至镇江、杭州、建康等地。宋高宗有意建都杭州，遂升杭州为临安府。这时，起居郎胡寅放胆直陈七策，其中再次提出，应建都荆襄，以定根本。宋高宗听不进去，将胡寅外放了事。此后，宋高宗见金兵大举南下，便离开建康，逃往临安。不久，金兀术听闻宋高宗正南趋临安，于是从海路入浙江，前去捉拿宋高宗。宋高宗继续往南退避，先后驾临越州和明州（分别为今浙江绍兴市和宁波市），还一度乘船入海，避难于海岛之中。幸有韩世忠和岳飞先后击败金兀术，金军渡江北去，宋高宗才得以返回临安。南宋从此偏安江南，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金军退兵后，南宋得以喘息。这时，侍御史张浚再次进谏道：“中原乃天下根本，希望陛下诏令有司，修葺东京、关陕和襄邓，以为日后巡幸之所。”宋高宗认为有理，即命张浚前往襄阳，招募官军和义军，都督荆襄各路军马，分屯襄、郢等要地。不久，宋廷又于襄阳府设置京西湖北制置司，以程千秋为京湖制置使，经略边疆战守事宜。此时中原沦落，偌大京西一路，仅存襄阳一府，均、随二州，以及光化、枣阳二军。而自从金人南下，屡屡骚扰中原，兵民困苦流离，大多啸聚为盗。高密人桑仲乘机作乱，不时骚扰民间。京湖制置使程千秋莅任后，派人招降桑仲、曹端等人，后来又怀疑桑仲有异图，密令曹端乘间下手除掉他之，结果反为桑仲所败。程千秋只好弃城入蜀，桑仲乘机占据襄阳。南宋被迫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委任桑仲为襄阳府、随、郢、邓等州镇抚使。公元1132年，宋廷命令桑仲讨伐伪齐，伺机收回复失地，并命周边各镇配合行动。伪齐是金朝为扶植南宋降臣刘豫所建立的傀儡政权。然而，因为宋军内部矛盾重重，桑仲复起叛心，转而攻击均州和房州。当时，二州由抗金名将王彦镇守，王彦设伏击败了桑仲。桑仲被击败后，被自己的部下、颍州知州霍明所杀。桑仲部下李横时任襄、邓都统，遂接任襄阳府、随、郢、邓州镇抚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