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文/摄

襄阳城南的岘首山上，矗立着一座承载千年历史与人文情怀的堕泪碑，凝聚着襄阳百姓对西晋名臣羊祜的无尽追思。

三国末至西晋初，天下局势风云变幻。羊祜，这位出身“泰山羊氏”的杰出人物，以其卓越的政治远见、军事才能和高尚品德，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襄阳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公元269年，羊祜出任荆州都督，坐镇襄阳。彼时，荆州正处于晋、吴两国对峙的前沿，局势紧张，民生艰难。羊祜到任后，没有急于发动战争，而是推行德政，致力于改善民生。他一方面解除了吴国在离襄阳七百里的石城的武装，让边境局势趋于缓和；另一方面，组织士兵垦荒屯田，短短时间内，军需从“无百日之粮”变为可供军队十年之需，极大减轻了襄阳及周边百姓的负担。同时，羊祜注重发展文化教育，兴办学校，让襄阳城内外呈现出一片祥和向上的景象。在他的治理下，襄阳百姓安居乐业，无不对他感恩戴德。

羊祜不仅心系百姓，还极具战略眼光。他深知灭吴是统一天下的关键，但时机未到，便一边扩充军备、训练士兵，一边对吴国军民采取怀柔政策。如有猎物先被吴国人所伤而后被晋兵获得，羊祜会一律命人送还。这种以德服人的做法，赢得了吴国军民的敬重，为日后晋军顺利灭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天妒英才。公元278年，羊祜病逝，未能亲眼见证天下一统的实现。不过，他的功绩和品德，已深深铭刻在襄阳百姓心中。百姓在他生前常游憩的岘山（即今天的岘首山）为他建庙立碑，岁时祭祀，每每睹碑思人，想起羊祜的种种善举，无不落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遂将此碑称作“堕泪碑”。

二

堕泪碑自刻立之日起，便开启了一段坎坷的传承之旅。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屡毁屡建，见证了无数的朝代更迭、战火纷飞。据史料记载，南齐的张敬儿在镇守襄阳时，欲移走堕泪碑，想在原址建造台榭，虽然纲纪谏言“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但堕泪碑可能仍于此时遭到毁弃。不过，没过多久，南梁大同十年（544年），堕泪碑又被重新竖立。梁碑传至唐代佚失，时人李景逊再次重立。到了五代或宋初，“堕泪碑”再次被毁，宋人《集古后录》称碑“今不存矣”，到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晏肃重立此碑，后又遗失。元代时，杨廷臣找到碑版，并把它立在了旧址，后又遗失。直至明弘治四年（1491年），堕泪碑又被重新刻立，碑文仍沿用了李兴所撰的羊公碑碑文。此次重刻之碑拓本流布甚广，重立的堕泪碑同样命运多舛，不过上世纪30年代还存在于岘首山，后来大概率毁于近世的兵燹中。

1982年，当时的襄樊市文物管理处在旧址重立新碑一方，正中的“堕泪碑”三个魏碑大字为襄阳书家王树人所书，笔墨酣畅，倚山而立，十分壮观。2018年，襄阳市再次重立羊公碑，这应是历史上第9次重立。

堕泪碑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羊祜个人的功绩，更是一种精神象征，是百姓对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官员的最高礼赞，堪称“襄阳第一碑”。它的存在，激励着后世为官者以羊祜为榜样，造福一方。历代文人墨客也常慕名而来，在堕泪碑前吊古怀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唐代诗人孟浩然曾登上岘山，面对堕泪碑，写下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千古名句。李白也先后三次写到堕泪碑，如“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借诗句抒发对羊祜的崇敬与追思，以及对时光易逝、功业未竟的感慨。

襄阳人自古便有登岘首山探幽览胜的雅好，不少人都试图找寻那散落千年的堕泪碑原石。堕泪碑在历史长河中屡毁屡建，充满神秘色彩，最后一次的确切记载，出自清人吴庆焘所著的《襄阳金石略》。该书出版于1906年，根据书中记录，明弘治年间重立的堕泪碑当时尚存于岘首山。从一张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当时这方石碑依然矗立在岘首山，正面清晰刻有“堕泪碑”三个苍劲大字，背面应该是碑记，且四周设有砖亭保护。

三

那么，历史上这么多次重立堕泪碑，为何今天连一块残石也不见？在我看来，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襄阳的青石石材容易磨灭；二是大概率毁于历次的战乱。

2000年，我在庞公某住户家中的墙基上偶然发现一组（3块）几近磨灭的石刻，此地距岘首山不过千米之遥。起初，这组石刻并未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只隐隐觉得它或许与岘首山存在某种联系。多年后我再次造访此地，经过与户主的深入交谈后得知，这组石刻是晚清时其祖父在盖房时挖掘出来的，此后一直被用作墙基，默默承载着岁月的重量。

2022年，听闻这一带即将拆迁，我心急如焚，立刻赶到那户人家，希望能征集和保护这些非凡的石刻，却被委婉拒绝。户主诚恳地表示，这些石刻承载着家族几代人的记忆，如今生活无忧，实在不愿割舍这份珍贵的传承。无奈之下，我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

不久前，我再次前往故地，眼前只剩一片残垣断壁。电话联系户主后，才知道由于石刻体积过于庞大，难以运输，他们只好带走了一些较轻的石刻。我赶忙请来几名工人，连续几日顶着烈日在废墟中仔细搜寻，却一无所获。那组残石或许永远地遗留在了废墟之中。所幸前几年我曾制作过一张碑首拓片，留下了这份仅存的珍贵资料。

作为亲眼见过这组碑刻的人，我感觉有必要把这段访碑历程记录下来。回去后，我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刻有岘山碑记的碑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希望能从中揭开堕泪碑以及部分未记载的岘山碑刻在传承中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经过一一分析、排除后我判断，所拓的残碑很可能是宋代重立的堕泪碑碑首原石。

根据拓片可见，碑首呈平首斜角式，残存尺寸近一米，厚度近20厘米，字径约20厘米。由于石面风化严重，无法确定是否雕刻有花边及纹饰，正中阴刻四字篆书“岘山碑□”，依据残存笔画补缺当为“记”字。四字篆额多处笔画粗细不一，极有可能是在历史传承中被剜剔过，致使文字有些走形。这方残碑碑首以岘山青石为材，历经岁月风霜，石皮在经年的风吹日晒下已褪色为鸡骨白，尽显沧桑古朴。另外，残碑发现之处距岘首山不过千米，据收藏者所言，此石为祖传之物，是其祖父当年建房掘地时所得。从碑首的样式、石质皮壳的风化状态，参考存世的诸多宋碑来看，都与宋代碑刻的特征相符。宋代碑石篆额一般都位于碑首顶端，其篆书风格既传承前代传统，又融入了宋代文人独特的审美意趣，笔画规整中透着灵动，结构严谨又富于变化。眼前这方体量庞大的碑额，绝非普通的记事碑所能匹配。综合种种因素，可将此碑断代为宋代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