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泪名碑（三）

就在晋龙骧将军王濬和镇南大将军杜预各自出兵伐吴的同时，安东将军王浑也从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出发，溯江攻破了寻阳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击退了东吴将领孔忠，俘获周兴等五人，并降服了历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数人。晋平南将军胡奋也攻下江安（今湖北公安县）。晋武帝随即颁布诏令，令胡奋与王濬、王戎等人合攻夏口、武昌（分别为今湖北武汉市、鄂州市）；杜预镇抚零陵、桂阳、衡阳等地（均位于今湖南南部），待江汉一带完全肃清，再直指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杜预分兵支援王濬，胡奋与王戎也分兵相助，王濬一举攻破夏口，又平武昌，而后泛舟东下，所向披靡。正巧这时春雨水涨，朝野谣言纷纷，权臣贾充上表请求罢兵，前线将士也有归意，幸亏晋武帝不为所动，加上杜预坚决反对，决意指授荆州群帅直接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市南）进发。

吴主孙皓则遣丞相张悌及督军沈莹、诸葛靓等人率领三万精锐渡江逆战晋军。大军行至牛渚（又名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沈莹对张悌道：“上流诸军素无戒备，晋国水师顺流前来，不日即将到达，不如就地整兵，还能以逸待劳。如果渡江迎战，万一失败，只怕大势将去。”张悌，字巨先，襄阳人，年少时即以才识闻名，孙休时曾为屯骑校尉，吴天纪三年（279年）升任丞相。此时，他慨然对沈莹说道：“东吴将亡，贤愚共知。如果渡江迎敌，尚可决一死战；万一不幸失败，也是为社稷而死，至少不留遗恨。如今坐等敌至，到时士众散尽，除君臣投降以外还有何良策？所谓江东大国，却无一人殉难，岂不令人羞耻？我已决意赴死。”于是率众渡江，抵达板桥（今江苏南京市西南），与晋扬州刺史周浚遭遇。张悌率众迎击，怎料晋军骁悍无比，吴军被打得步步后退，勉强坚持了一两个时辰，便纷纷抛戈弃甲，抱头四散。诸葛靓劝张悌赶紧逃生，张悌洒泪说：“我忝居宰相之位，今日能死得其所，夫复何言？”诸葛靓垂泪自去，张悌依旧手执佩刀，格杀晋军数名，后被晋军包围，以乱刀砍死。

沈莹见张悌以死殉节，也不顾性命与晋军力战多时，最后身受重创而亡。吴人听说三万精锐全军覆没，不禁心惊胆战，不知所措。

王濬听闻板桥得胜，立即自武昌拥舟东下，直指吴都建业。此时，王浑已屯兵江北，扬州刺史周浚劝他先行，王浑坚持按兵不动，准备等王濬大军到后再率军齐头并进。原来王濬初下建平时，奉诏受杜预节制；到达建业时，又接到诏令归王浑节制。王濬攻下西陵后，杜预曾写信嘱咐道：“足下既然摧毁吴国西藩，便应当进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救吴人于涂炭。然后自江入淮，肃清泗汴余党，最后溯淮河北上，再班师回到京师洛阳，如此方为一时盛举。”王濬得信大喜，立即顺流鼓棹，直达三山要塞（今江苏南京市西南）。东吴游击将军张象带领舟师万人前来抵御，但见晋人旌旗蔽空、舳舻盈江，军容雄壮，不由魂飞魄散，慌忙向王濬请降。王濬收纳张象，挥兵直指建业。王浑遣使邀请王浚，召他议事，王浚却说道：“大风催我东下，途中不好停泊，只好改日再来受教！”遂不顾王浑，率兵直取建业。

吴主孙皓闻讯后，吓得六神无主，见将军陶浚从武昌逃归，连忙令他募兵退敌。陶浚受命即行，可惜都城百姓早已溃散，只剩一群泼皮为了讨口饭吃假装应征，待陶浚驱令出发时，逃得无影无踪。陶浚无可奈何，只能如实禀报孙皓。孙皓更加焦灼不安，又闻晋琅琊王司马伷自涂中进军，已逼近京师北郊，心知东吴大势已去。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劝孙皓献城乞降。孙皓不得已拟好降书，命人分送王濬、王浑，又命人持吴国玺绶送交琅琊王司马伷。王濬接受降书后，仍驱舰快进，杀入建业的最后屏障——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西）。孙皓无奈，只好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并令军士手抬棺材，至王濬帐前流泪乞降。王濬亲自为孙皓解缚，然后受璧焚棺，请他入营内，以礼相待，随后率众驰入吴都，一边向晋廷告捷，一边接收东吴图籍，封锁府库，严禁军士侵掠，所得财物不得入私囊。

收到晋军胜利的消息，文武群臣喜气洋洋，相继捧觞相贺。晋武帝手持爵杯，流着泪说：“这都是羊太傅的功劳啊！”王濬接受孙皓的投降后，为免王浑嫉妒，又将他送交于王浑。王浑会同司马伷将孙皓押送入洛。晋武帝命人赐予孙皓衣服车乘，并赐爵“归命侯”，所有东吴旧臣，也一一量才擢用。随后，晋武帝大赦天下，改元太康。不久，诸将陆续还都，晋武帝临轩召对，令孙皓侍坐一旁，并扭头对他说道：“朕特设此座，只待爱卿前来，已有多年。”孙皓也指着座位，对晋武帝道：“臣在南方亦设此座，专待陛下前往。”晋武帝一笑了之。之后，晋武帝论功行赏，进封王浑为公爵，食邑八千户；任命王濬为辅国大将军，与杜预、王戎等并封县侯；其他有功诸将，各有赏赐不等。

此前，晋廷仅占据荆州北部，州治设于襄阳，此时则已囊括荆州全境，遂移州治于江陵。随着西晋吞并东吴，魏、蜀、吴三家归晋，三国时代就此终结。

一日，晋武帝忆起羊祜的功勋，特意遣使至襄阳祭告羊太傅，并封其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羊祜本为泰山南城（今山东省新泰市）人，九世以清德著名。后来出镇襄阳，起居服食仍守俭素，所得禄俸或分赡九族，或散赏军士，家无余财，死前曾命不得厚殓，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

羊祜喜爱山水，每遇风景佳日，必率众登临岘山，在山上饮酒赋诗，终日不倦。晋武帝为嘉赏羊祜，诏命恢复其巨平侯封号。襄阳百姓听闻羊祜去世，纷纷罢市而哭。因羊祜生前爱游岘山，百姓便在岘山上立祠，岁时以祭，又在祠外建碑，每每道途相望，莫不感动流泪，继任者杜预遂称此碑为“堕泪碑”。

乱中生定（一）

王夫之《读通鉴论》：“江东立国，以荆、湘为根本，西晋之乱，刘弘、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数十年，民安、食足、兵精，刍粮、舟车、器仗，旦求之而夕给，而南宋无此也。”

西晋自公元265年建立，至公元280年挥师灭吴，终于结束了三国以来长达60年的分裂局面。中原大地久罹战祸，九州百姓无不盼望天下大治，晋武帝司马炎也想有所作为，因此，在此后的近十年中，他招抚流民、劝课农桑、辟田开荒、兴修水利、招贤任能、广开言路，朝廷政治焕然一新，百姓生活大为改善，史称“太康之治”。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朝廷再次陷入混乱，先是“八王之乱”，后有“永嘉之乱”，继而“五胡乱华”，这种祸乱相寻的局面直到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也未发生根本改变。

先说“八王之乱”。司马炎临终前，曾托孤于国丈杨骏，命他拥立太子司马衷即位。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晋惠帝的思维异于常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傻瓜皇帝”。史载他游华林园时，听见蛤蟆声，便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身边侍从只好回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后来天下大乱，百姓饿死无数，他竟然又问道：“何不食肉糜？”文武百官不知如何作答。

晋惠帝的皇后叫贾南风，为权臣贾充之女，生得又黑又矮又丑，权力欲望极强。在正位的第二年，便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先后杀死了辅臣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设计除掉司马玮，从此独掌朝政。公元299年，贾南风设计废除了太子司马遹，并于次年将他杀害。晋室诸王为争夺权位，从此展开了凶残的内斗。在前后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晋室诸王粉墨登场，除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外，共有八位亲王相互残杀，史称“八王之乱”。内乱延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同室操戈之惨烈，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古人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司马懿成功耗死了曹家祖孙三代，后司马氏又经历了祖孙三代，苦心经营数十年，方建立大晋王朝，按说应该根深蒂固，何以衰落得如此之快呢？原来，西晋政权承自曹魏，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司马氏本身也是累世权贵，西晋建立后为庇护豪强贵族，不得不延续曹魏的旧制，实行六等分封制和九品中正制，分封司马氏为王，都督郡国及各州军事，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同时，朝廷按照门第高低选拔任用官吏，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几乎堵死了下层的上升通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同时，晋武帝骄奢淫逸，后宫多达万人，世家大族纷纷效仿，朝野内外奢侈成风，导致晋朝建立不久便已腐败不堪。不过，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也算是有为之君；加上司马氏两代人的余荫，有生之年尚可掌控局势，一旦他撒手西去，局面便难以收拾，整个北方乱成了一锅粥。

在这个罕见的大乱局中，荆襄因地处南北要冲，兼东西枢纽，难免再次受到战火冲击，其间多次爆发叛乱。此前，东吴在占据荆州时，曾施行“移民南岸”政策，即将江北居民移居江南，使南郡人口骤减。后来西晋东下灭吴，杜预攻入江陵城后，杀伐太重，使得江陵城的人口更为凋敝。所以，西晋的历任荆州刺史除王澄、陶侃等人，曾短暂治江陵外，大多不愿以此为治所，而是驻军襄阳或武昌，又以襄阳为首选。同时，西晋承袭了曹魏的都督制度，在州刺史执掌军政之外，又设立都督予以监察，统一天下后再罢州郡兵，由各地都督独掌兵权，可以干涉地方民政，权力渐至凌驾于刺史之上。当时，朝廷在荆州设立征南大将军府，或镇南大将军府，都督荆州乃至扬、交、广等州诸军事，军府也多设置于襄阳。因此，襄阳在西晋时期，大多时候既是荆州治所，又是都督府驻地，关系到整个南方的安危。好在这个时期名臣迭出，屡屡平靖内乱，既让当地百姓免于涂炭，又为东晋复兴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