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定秦丰（三）

第二年春，岑彭一举攻下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俘获田戎妻儿及部众数万人。田戎仓皇逃入蜀境，被公孙述封为翼江王。岑彭筹划出兵伐蜀，但巴蜀与夷陵相距千里，其间崇山峻岭，仅长江一水可通，伐蜀必须逆流而上，沿途滩险水急，粮草转运困难，只得暂时作罢，权留威虏将军冯骏驻屯江州（今重庆市区），都尉田鸿驻守夷陵，领军李玄驻扎夷道（今湖北宜都市西），本人则率军回驻津乡（今湖北荆州市西北），把守长江要冲，安抚各族蛮夷，伺机进攻巴蜀。这样，岑彭又截断了秦丰的西南退路，黎丘真正成了一座孤城。汉将朱祜见状，下令猛攻黎丘。秦丰被迫开城投降。朱祜不忍遽杀秦丰，命人把他装进囚车，押送洛阳问罪。大司马吴汉嗜杀成性，上章弹劾朱祜不顾诏命，擅自接受秦丰投降。刘秀下令杀掉秦丰，未治朱祜之罪。

此时，刘秀已分兵四出，先后平定关中及各方势力，只剩下西北隗嚣和西南公孙述。汉军平灭秦丰和田戎后，又牢牢占据了荆襄要地，从战略上切断了南北联系，使得两强虽然可以联手，却无法南北并出，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直到建武六年三月，即公元30年春，公孙述才反应过来，命田戎出江关（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召集夷陵旧部，企图夺取荆州，结果没有成功。建武九年，即公元33年，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率军下江关，攻破汉威虏将军冯骏等，攻占巫县（今重庆巫山县）、夷陵、夷道，据守荆门、虎牙二山（分别位于湖北宜都市北和宜昌市东南）。

田戎虽然夺回夷陵，可惜此时已非同往日，汉军牢牢占据荆襄，成家已经难有作为。果然，刘秀派军各个击破，先于建武十年冬，即公元34年，命冯异、来歙等出兵，灭了西州隗氏，又于第二年春命岑彭攻打巴蜀，一路势如破竹，夺回夷陵、江关、江州等要地。公孙述颇为忌惮，派刺客刺死了岑彭。刘秀悲痛欲绝，改命吴汉西入巴蜀，继续攻打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即公元36年冬，吴汉攻进成都，屠杀公孙述全族。至此，刘秀在王莽篡汉后，花了整整十五年时间，又重新完成了统一大业。

回头再看秦丰生死兴亡，有些地方颇为耐人寻味。譬如，秦丰僻处小城黎丘，手下不过数万人，莫说与隗嚣、公孙述、赤眉军等豪强相比，即便与彭宠、刘永、张步等诸强相较，也无法相提并论。令人奇怪的是，刘秀先后派出吴汉、岑彭、朱祜等大将，率领精兵十几万人，对秦丰展开围剿，他却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与汉军对抗长达三年之久。何也？除了秦丰有几分本领，得到当地民众拥护外，不得不说他眼光独到，选择占据黎丘为根据地。黎丘位于襄阳之南，北有岘山，东有汉水，西有荆山，南有蛮河，易守而难攻，故以刘秀之文韬武略，亦难于一举攻下。单就地形而言，黎丘颇似楚都鄢郢，如果经营得当，本可北出宛邓，东下吴越，西入巴蜀，干出一番事业。可惜秦丰目光短浅，起兵之初故步自封，蜗居黎丘一隅，不求对外拓展；待刘秀羽翼丰满以后，又不识时务，偏与光武为敌，以致螳臂当车，落得身首异处；而在与刘秀对抗时，他先后联手邓奉、董、延岑、田戎等辈，又犯了致命错误，邓奉叛军之将，岂能取信于人，董无名之辈，不值刘秀一扫，延岑反复无常，不可倚为臂膀，田戎模棱两可，不足以与谋大事，如能及早联络巴蜀公孙述、西北隗嚣等豪强，虽无法彻底改变命运，也许可再多支持几年。相反，刘秀深知荆襄乃要地，在四面用兵紧要关头，始终不忘江汉腹地，不惜派出吴汉、岑彭、朱祜等悍将，与秦丰斗争达三年之久，直到将其彻底消灭，而从后来平灭隗嚣、公孙述进程来看，其付出无疑得到了回报。

荆州古治（一）

《读史方舆纪要》：“《禹贡》荆、豫二州之域（南漳县为荆州境，余皆豫州境），春秋以来为楚地。秦为南郡、南阳地（习凿齿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后汉末，为荆州治（刘表为荆州刺史，徙州治襄阳县）。”

刘秀统一天下后，吸取西汉覆亡教训，暗中抑制豪强贵戚，全力强化中央集权，坚持以柔术治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大汉王朝出现中兴局面，又延续了两百多年。自秦丰集团覆灭后，襄阳地区又回到汉室怀抱，汉水以北属南阳郡，以南属南郡，均归荆州刺史管辖，南船北马，七省通衢，又恢复了昔日安定与繁华。东汉桓帝时，又在汉水北岸修筑了樊城，将襄阳与邓城衔接起来，南来北往更加便利。直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襄阳才被打破宁静，重新成为百战之地。

话说东汉桓、灵时期，宦官、外戚争权，边疆战事不断，民间豪强林立，黎民不堪重负。公元184年，突然大旱，饿殍盈途，张角自创“太平道”，乘机发动黄巾起义。他自称“天公将军”，率先在冀州起兵，其他各州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时间，便席卷七州二十八郡，京师洛阳为之震动。而在襄阳地区，同样也爆发了起义，尤其是汉水以北地区，即南阳郡管辖区域，黄巾军活动十分猖獗，首领张曼成勇武凶悍，率军击杀南阳太守褚贡，乘机占领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令当地军民闻风丧胆。

连接警报，汉灵帝也不禁着急起来，急令征发天下精兵，诏命尚书卢植、北地太守皇甫嵩、谏议大夫朱儁，分领北、左、右中郎将，奔赴河北、颍川镇压起义。同时，诏令各州郡召集义军，积极配合主力剿贼。朱儁、皇甫嵩势如破竹，迅速平定黄巾各部，张角战死，其弟张梁、张宝被杀。南阳黄巾军首张曼成也被新任太守秦颉斩杀。而在征剿过程中，后世魏、蜀、吴三国始祖，即曹操、孙坚和刘备，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其中，骑都尉曹操出身于仕宦之家，黄巾军起义后，奉命援助右中郎将朱儁，正巧截住黄巾军首领波才，协力平定颍川，因此升任济南相。

刘备本贩履为生，黄巾军起义后，也率领关羽和张飞，讨伐黄巾军残部立功，得以授官安喜县尉。佐军司马孙坚为孙武后裔，累世为江东豪族，行军作战勇悍无比，随朱儁东征西讨，特别是攻打宛城时，奋勇先登、率先入城，因而升任别部司马。

汉灵帝平定黄巾军后，并未因此反省悔过，而是宠信外戚、宦官如故，尤其是南宫云台失火后，不仅不极力赈灾，反而受中常侍张让、赵忠蛊惑，下令按亩加征田赋，引起吏民怨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譬如，“黑山贼”褚燕起于河北，部众多达百万人；陇西羌人发动叛乱，渐至横行西北边境；鲜卑人出没塞下，屡屡侵犯幽、并诸州；休屠胡也乘隙为变，入寇西河等郡。朝廷再派皇甫嵩、张温、朱儁等良将出讨，可惜物议沸腾、剿不胜剿，反助破虏将军董卓乘机拥兵自重、盘踞雍凉，为东汉灭亡埋下了伏笔。这时，中原腹地亦盗贼蜂起，渔阳人张纯、张举接连发难，劫掠幽、冀二州；黄巾残部郭太、马相死灰复燃，骚扰朔方、巴蜀地区；江夏散兵赵慈起兵，戕杀南阳太守秦劼；长沙人区星、零陵人观鹄相继造反，围攻郡县城邑，等等。朝廷只好再分兵镇压，其中，议郎孙坚临危受命，拜受长沙太守，奉命征剿长沙、零陵叛贼。原来，此前张温在征剿西羌时，听说别部司马孙坚智勇，特调他为军中参议，此时已因功升任议郎。太守孙坚到长沙，立即身先士卒，与叛军展开搏斗，不到一个月工夫，便先斩区星、再戕观鹄，荆湖一带宣告平靖。朝廷检录孙坚战功，加封他为乌程侯。

荆湖匪患暂告平定，其他地方却愈剿愈乱。汉灵帝顾此失彼，渐渐有些力不从心。太常刘焉见朝政多阙，祸乱频仍，也想浑水摸鱼，乘机谏议拣选清名重臣，出任各州牧伯，命他们剿抚兼施，削平各地乱党。汉灵帝病急乱投医，于是任他为益州牧，征剿黄巾余党马相；宗正刘虞为幽州牧，会同涿县令公孙瓒，征讨渔阳张纯、张举。刺史、州牧制度由来已久，西汉初设州统郡，州有刺史，郡有郡守，刺史地位高于郡守，但二者性质不同，刺史主管监察官吏得失，郡守负责地方军政事务，两者并非隶属关系，郡守实权大于刺史；西汉成帝时，始改刺史为州牧，州牧位次于九卿，手握军政大权，直接管理郡县，实为地方割据滥觞；刘秀光武中兴，为抑制地方权力，又恢复旧制，仍改州牧为刺史；至此，又改刺史为州牧，地方得操重权，中原分裂从此开端。

公元189年，汉灵帝刘宏薨，长子刘辩即位。刘辩年方十四岁，由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掌握实权。何进引司隶校尉袁绍为臂助，又招引前将军董卓入京，拟除去宫中权宦。可惜谋事不密，何进被宦官张让、段珪所杀，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也被两人掳走。袁绍与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乘乱入宫，擅杀宦官三千多人。尚书卢植救下何太后，又逼张让、段珪自尽，并救下少帝和陈留王。董卓遂以护驾为由，率兵入都擅政，后又收买吕布为助，气焰更为嚣张。袁绍悔之已晚，敢怒而不敢言。不久，董卓以陈留王刘协聪敏为由，擅自废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为帝，是为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司隶校尉袁绍反对无效，愤然逃往冀州。随后，董卓又鸩死何太后，晋升自己为相国。但为了收买人心，又奏拜袁绍为渤海太守，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都尉。袁术惧祸奔往南阳，曹操也东归故乡陈留，只有袁绍就任渤海，日夕募兵训练，暗中图谋董卓。

第二年，东郡太守桥瑁率先发难，公开发布讨贼檄文，拉开了讨伐董卓帷幕。袁绍首先起兵响应，并遣使四出，约各州郡举义。冀州牧韩馥、后将军袁术、前典军校尉曹操等，纷纷如约起兵。讨卓人马先后共有十几路，大约可分为三部，袁绍、曹操等屯于河内（今河南武陟县），张邈、桥瑁等聚集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孙坚、袁术进击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各路义军歃血为盟，共推袁绍为盟主，声势空前浩大。董卓心不自安，于是派人鸩杀汉少帝，焚毁洛阳宫室，挟天子迁都长安，然后调兵遣将，出击关东义兵，大败河内太守王匡，放火烧死军士无数，场面惨不忍睹。各路义军无不震惊，士气十分低落，连盟主袁绍也有些胆怯，彷徨不敢前进。只有曹操无所畏惧，率兵西向讨贼，结果又惨败于汴水，只带数人逃回酸枣，令义军更加胆寒。酸枣有屯兵十余万，张邈、桥瑁等也按兵不动，整日置酒高会、消遣快活，曹操也无可奈何。不久，河内义军又发生内乱，东郡太守桥瑁被兖州刺史刘岱刺死，袁绍等互相猜疑，更不提进兵之事了。义兵逡巡不进，渐渐兵疲粮尽，陆续作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