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沛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地势三面环山，中南部为宽阔的江汉平原。江汉平原的水资源充足，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然而，江汉平原的降水量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汛期雨量剧增，加上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极易形成洪涝灾害，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严重水患。
为兴利除害，江汉平原的居民自古以来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修筑。事实上，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江汉堤防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要比长江堤防早。
公元前的商周时期，今汉江襄阳段已经筑有堤防。
东汉时期，襄阳太守胡烈为抵御洪水，率众修筑了汉水石堤，从而被当地百姓比作冬春的太阳，并尊称他为“胡父”。这应该是江汉干流上关于堤防最早的确切记载。
两汉时期，在汉水中游修筑有五女激、习家池堤、樊城堤等水利工程。进入宋代，特别是在乾德年间，汉水右岸开始修筑潜江堤。南宋淳熙八年，修建了宜城堤。宋元时期陆续修建的还有襄阳救生堤、老河口堤等。到明清时期，长江、汉水沿岸的堤防体系逐渐形成。
樊城堤防当筑于公元3世纪之前。《三国志·庞德传》记载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围攻樊城之战：“（曹）仁使（庞）德屯樊北十里，会天霖雨十余,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庞德屯军处在樊城北十里，则其避水之堤亦当在樊城之北或东北。《水经注·沔水篇》云：“（樊）城周四里，南半沦水。建安中，关羽围于禁于此城。会沔水泛溢三丈有余，城陷，禁降。庞德奋剑乘舟，投命于东冈……城西南有曹仁记水碑，杜元凯重刊其后，书伐吴之事也。”根据此段记载可推断，庞德所投之堤又称为“东冈”，当在樊城之东北。此堤既然在樊城之东北，其主要功能当是障蔽淯水（今唐白河上游）。而樊城之西南又有曹仁记水碑，则其西南当为汉水冲啮之处，才会有曹仁立碑记事之举，那么樊城西南极有可能也筑有堤防。《三国志·曹仁传》云：“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这段记载也说明当时樊城已筑有城墙，其临汉水的一面也当起到堤防的作用。
樊城堤防在汉末三国既已存在，则其初创必在此前。然而，樊城堤防应该不是汉江中下游最早的堤防工程。在襄阳城西北部的太平店镇一带，在西汉时即筑有五女激。《水经注·沔水篇》云：“沔水北岸数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为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复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沦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将为水毁，其人五女无男，皆悉巨富，共修此激以全坟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嫁为阴县佷子妇，家赀万金，而自少小不从父语。父临亡，意欲葬山上，恐儿不从，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今从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积土绕之，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石皆如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汉人。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补塞堤决，民赖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石铭之，树碑于此……”
《汉书·沟洫志》中有“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之句，颜师古在此句下注曰：“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意思是，所谓的“激”，是指在堤岸旁边的重要位置堆积石头，目的是引导水流，以减少水流对堤岸的冲击，后因称挡水之石为激。由此推断，五女激虽然规模较小，但已具堤防的雏形。而根据这段记载，胡烈为襄阳太守时，所补之“堤决”，也在这一带。
在襄阳城南约十里处的凤凰山下，又有东汉时所筑的习家池堤。《水经注·沔水篇》记：“又与襄阳湖水合，水（即襄水）上承鸭湖，东南流径岘山西，又东南流注白马陂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广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边，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
习郁为东汉初人，习家池辟于东汉初年。由这段记载可知，当时习家池东北两面均“限以高堤”，其堤也应该属于汉江堤防。
从以上记载可知，樊城堤当时应为护城堤，习家池堤是为保护园林而筑；五女激的功用尚不明确，而胡烈所修堤防已有明显的经济功能（民赖其利）。
就出现的时间而言，五女激可能最早，或筑于西汉；习家池堤次之，筑于东汉初；樊城堤更晚一些，应修筑于东汉后期。由于五女激的性质不能确定，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习家池堤是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汉江堤防的确切记载。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加辨析。明清以来，论汉江堤防者往往将汉江堤防尤其是襄阳堤防的始创时期，前推至先秦时期，其根据主要有二：一是《禹贡》有关“三瀛”的记载。清人胡渭据《说文解字》及汉魏六朝时人之说，对“瀛”的释义为水边有堤防之高地：“埠增水边土，人所止者曰瀛”。按此解释的话，则至迟在战国时（《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今襄阳一带已筑有堤防。胡渭甚至具体指实，三瀛当在清水入汉处，一在襄城北；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东。二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其中“町原防”，杜预注曰：“广平曰原；防，隄（堤）也。隄防间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别为小顷町也。”说明当时楚国境内已筑有堤防。这里虽未言明楚之堤防在何地，但江、汉、沮、漳乃楚国之核心地带，首先在这里筑堤御水是理所当然的。《国语·吴语》载伍子胥之言曰：“昔楚灵王不君……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韦昭注曰：“陂，壅也。”陂汉，论者多以为是壅堵汉水引流至章华台，并与《史记·河渠书》所称“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相联系，认为当时楚国已具备建筑包括堤防在内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能力，而章华台的“陂汉”工程正可以视为沿汉堤防之创始。
不过，笔者以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境内的“防”“陂”应该多建于一些较小的支流，如沮水、夷水等河谷内，不太可能是在汉水的干流上。
此后，南朝、隋唐、五代、两宋至元朝，汉江堤防在湖北境内各段陆续有所增筑加固。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筑宜城大堤；唐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在襄阳汉江段筑堤以防洪水；五代十国时的南平（又称荆南、北楚）前期，高季昌修筑潜江汉水堤100余里。其中，宋代堤防的发展最为迅速，江汉平原地区先后兴建有宜昌木石结构的护城堤、沙市江堤、武昌沿江大堤、嘉鱼江堤等主要堤防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