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萧雨林
清澈的汉水穿城而过，把襄阳城一分为二，也为这座城市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然而，作为襄阳人的母亲河，汉水带给人们的并不总是温情与浪漫，还有无数次的水患。因此，历代襄阳官员无不把治理水患作为施政要务。早在三国时期，襄阳太守胡烈就在汉江边筑堤防水，百姓作《胡烈歌》以颂之。大唐宰相张柬之回襄养病期间，适逢汉水暴涨侵及外城，遂下令就着军营壁垒筑堤，以遏制急流怒涛，一城百姓的生命及财产得以保全。
清道光八年（1828年），郑敦允出任襄阳知府，更是把修堤列为事关民生的头等大事，后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其修堤的功绩和爱民如子的情怀，令襄阳百姓永世难忘。
抑暴安良 勤政务实
郑敦允，字芝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后迁员外郎。《清史稿》有传。
郑敦允出身于长沙尊阳（今长沙县金井镇）的郑氏家族。根据郑氏族谱记载，尊阳郑氏以诗书、医药传家，极重教育，人才辈出，仅1808年至1903年的95年里，就出了8位进士、20位举人，号称“一门八进士”；尤其到了郑敦允这一辈，一下子出了3位进士，即郑敦允和胞弟郑敦亮、族弟郑敦谨。其中，郑敦谨是襄阳籍大学士单懋谦的弟子，曾任湖北巡抚，官至刑部尚书，晚清四大疑案之一的“刺马案”就是由他主审。而郑敦允后来所秉持的为政之道，无疑受到郑氏家风的影响。2019年左右，郑敦允后人曾专程到襄阳追寻先祖的足迹。
郑敦允于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出任襄阳知府。根据《清史稿》中的记载，郑敦允擅长审案断案，到任后，积压的陈年旧案被他迅速清理一空。当时襄阳民风淳朴，民间诉讼多因他人挑唆而起。通过察访，他得知当地衙门经常欺压百姓的恶吏和乡里作恶的刁民共十余人，于是依律严惩了他们。
过去，襄阳一带盗贼猖獗，郑敦允向朝廷申请扩充缉捕经费，并制订多种策略，成功抓获盗贼百余人。其中有个大盗叫梅杈，非常凶悍，手下党羽众多，以往官府派少量捕快前去抓捕时都不敢靠近；若派大队人马，盗贼又闻风而逃。郑敦允探明梅杈的藏身之处后，趁夜突袭将其擒获。梅杈的数百名手下追赶而来，郑敦允厉声警告他们说，谁敢劫囚，就将犯人当场格杀，尸体也交给他们处置。梅杈手下竟被郑敦允的大义凛然所震慑，不敢再逼近。
梅杈被抓获后，百姓纷纷前来诉苦说，过去他们不敢告发盗贼，因为盗贼知道后会烧掉他们的房子。郑敦允痛心地说道：“苦吾民矣！”而后依法处决了梅杈。
作为郑敦允的同乡，清人周树槐在其《襄阳太守郑公传》中也写道，郑敦允在襄期间“不避艰巨，本之以精心，辅之以勤力，是以事无不举”；因是刑部出身，长于听讼断案，“判决常至夜分，积牍为空”。
《清史稿》中还记述了一件事：当时的枣阳土地贫瘠，百姓穷困，外地客商常以高利贷盘剥当地人，导致大量田产被抵债而落入外乡人手中。郑敦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允许借贷者主动申诉，若利息超过本金，则予以免除，从很大程度上纾解了百姓的困苦。
此外，郑敦允在任期间还有很多兴利除弊的务实之举。他重视水利建设，鉴于襄阳城地势较高，每遇旱情饮水、灌溉都成问题的现实，令民众仿制筒车，并四处走访察看，亲自指导百姓使用筒车进行车水灌溉。
修堤防患 爱民如子
从郑敦允抓获贼首梅杈后的一句“苦吾民矣”，已让人得以窥见这位襄阳知府的为民之心；而更能体现郑敦允爱民如子的为政情怀的，是他一心一意要解决洪水这个“生灵之大患”，从而举全境之力筑堤防洪。
关于郑敦允修堤的动因和过程，《清史稿》中的记载较为简略：“汉水啮樊城，坏民居，议甃石堤四百馀（余）丈，二年而成。明年，汉水大涨，樊城赖以全。”
曾任湖北学政的贺熙龄在后来撰写的《樊城新堤记》中，对郑敦允修堤始末记载较详。在郑敦允到任襄阳之前数十年，水患不仅让樊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也使樊城的商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堤岸日圮，富庶渐减”）。事实上，之前的历任襄阳知府也都想过改建石堤，只是苦于没有银子（“苦于费之无出也”）。而郑敦允亲见“汉水啮樊城，坏民居”的惨状后，认为必须彻底解决这个威胁百姓生存的“生灵之大患”，下定决心把樊城土堤改建为石堤并加固。
没有费用，郑敦允以知府之尊，亲自出面动员各界人士捐款。在他的感召下，襄阳士绅百姓以及驻襄的外地商帮皆“慷慨好义，踊跃赴功”，迅速筹集到了修堤资金。人手不足，郑敦允亲自上阵，率领百姓昼夜劳作，“持之以决，恪之以诚，赴之以勇”，以石筑堤达四百余丈，让新堤起到“障澜而奠民居”的作用。
襄阳因汉水之利，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美誉，清代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为了方便来往商船在樊城码头停泊和装卸货物，郑敦允把原来的自然码头一并改建成踏步式石砌码头。
整个樊城石堤改建工程于道光十年（1830年）竣工，郑敦允特建三瑞亭以纪念，并欣然撰写《三瑞亭记》，详细叙述了筑堤缘由与始末。“古今事无险夷难易皆天地合而成”，郑敦允开篇即言“三瑞”乃天、地、人，坦言筑堤成功只是“能感天和享地利”而已，丝毫不提个人功劳。
新堤筑成后第二年（1831年），一场罕见的大水汹涌而来。六月，汉水大涨，新修的石堤经受住了此次洪水的考验，“樊城赖以全”；八月，汉水复溢，这次大水亘古未有，所筑石堤塌陷过半，也毁掉了临江而立的三瑞亭。
事实上，在樊城新堤工程竣工后，郑敦允已调任武昌知府兼署粮储道。听闻樊城再次受灾的消息，郑敦允深感自己失职，当即上书朝廷，执意要求回襄阳守修堤防。后光化知县陆炯在撰写《新建郑公祠记》时指出，如果没有郑敦允修筑的石堤，樊城百姓的损失会更加严重。但当时的郑敦允并不这么认为，他在设法筹得万金后回到襄阳。
听闻郑敦允要回来的消息，襄阳百姓倍感振奋——“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迎接郑敦允回襄。那样的场景，可谓感天动地。
郑公德政 民不能忘
郑敦允回到襄阳后，立即着手修堤事宜，“议增筑子埝护堤根”，即采取在主堤之外再修筑子堤的方式，以保护主堤根基不受侵蚀。在修筑子堤时，赶来的灾民达数万人，眼见可能发生骚乱，郑敦允搭建草舍以安置年老体弱的人，让身体强壮的人上堤务工，自食其力。此举既妥善化解了灾民太多而引发的稳定问题，又加快了工程进度。他亲临一线指挥调度，日夜巡视，不敢放松。不料，工程还未完工，郑敦允便因积劳成疾，病逝于襄阳。
据史料记载，郑敦允去世那天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月初六，襄阳士民像自己的亲人离去一般痛哭不止，史料记曰：“民哭公，如哭私亲。”
在郑敦允离世3年后的1835年秋，各方人士自发捐资修建了郑公祠，将郑敦允修建的大堤命名为郑公堤，并在公馆门码头驳岸正中镶嵌“民不能忘”石匾一方，用以缅怀其功德。该石匾长近两米，宽约四十厘米，字体为阴刻楷书，遒劲有力。此外，《三瑞亭记》《樊城新堤记》《新建郑公祠记》石刻以及写有“郑公祠”三字的石匾额，现均存放于米公祠内。
周树槐在《襄阳太守郑公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敦允病逝后，其弟郑敦亮坐船前来襄阳奔丧。未到地点，船停在一处歇息时，有两人手拿长刀登上了船，很是张狂。船主是襄阳人，上前呵斥道：“你们想干什么，这是郑公家前来迎丧的亲人！”二人听后竟默默退下。
船主告诉郑敦亮，此二人为襄中巨盗，郑公曾捕获他们五人，杀了其中三人。郑敦亮问道：“难道他们不会因此仇恨吗？”船主回答：“郑公一向持法公正，人皆信服，区区盗贼又敢怎样？”
对此，周树愧在文末感叹道：“呜呼！公勤民而民不能忘，诘盗而盗不敢怨。”
郑敦允任职襄阳前后不足4年，但襄阳百姓对他始终不能忘怀。事实上，“民不能忘”的，不仅仅是郑敦允修堤的功绩，更是他那种心中有民、一心为民造福的精神风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为民精神是郑敦允留给襄阳的比大堤更为重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