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进

在人们印象中，西陵这一地名专属今宜昌地区。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夷陵之战后，孙权为防御蜀汉进攻和对夷陵的控制，将夷陵改名为西陵，并任命陆逊为镇西将军镇守西陵，使之成为三峡地区的军事重镇。

然而西陵这一地名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其位置在襄阳淯水（即今唐白河）沿岸。《史记·楚世家》记载：“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陵墓夷陵。”结合《史记·秦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表明汉水北岸的邓城和位于今宜城市的鄢郢（今楚皇城遗址），以及西陵都是今襄阳地区的重要城镇。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后，三地先后被秦国白起攻占，且西陵是鄢郢最重要的外围屏障。白起攻拔西陵后，遂兵临鄢郢城下，以水攻而取之，致使楚国军民死亡数十万。秦国攻占襄阳地区后，史书只言秦国迁罪人于鄢、邓，可知迟至战国中晚期，邓城和鄢郢仍是襄阳地区最重要的城镇，而西陵则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重镇。

西陵的位置，辛德勇教授据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考证在淯水沿岸，即今襄阳的唐白河边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琢玺认为西陵可能在今襄州区洪山头至彭家咀一带，为滚河入唐白河处，是南襄隘道与随枣走廊水路连接处，交通便利。从西陵是军事重镇的情况看，当为扼守险要之处或交通枢纽，那么位于滚河与唐白河的交会处最为恰当。

公元前279年白起伐楚时，西陵还只是邓县辖下的一个乡邑，在秦代也无置西陵县的记载，而汉初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却出现了西陵县，为南郡属县。这反映了秦汉时期在大一统的背景下，荆楚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襄阳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得以凸显，贯通南北的汉水──唐白河水系日益重要，促使城镇逐渐向江边发展，于是西陵由最初的交通和军事重镇向普通城镇转变，部分替代了邓城和鄢郢的地位，由此升格为县。

《汉书·地理志》中南阳郡和南郡都不见西陵县，该志书反映的是汉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状况。而《二年律令·秩律》反映的吕后二年，以及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中反映的武帝元狩五年中，都没有襄阳县的记载，说明襄阳县的建置应该在武帝元狩五年以后至平帝元始二年之间。在荆州纪南松柏汉墓木牍中也未见西陵县，说明武帝元狩五年之前西陵县已被撤销。复旦大学的马孟龙教授认为，西陵、襄阳应是先后相继的两个县，即汉初存在西陵县，大约在景帝前后撤销，而武帝以后新置襄阳县，从而取代了西陵的地位，当为切实之论。

西汉时期襄阳地区从西陵设县到撤销，以及武帝之后襄阳县设立，反映了自大一统以来，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升了襄阳地区的交通地位，并推动了区域城邑格局的演变。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中，邓城在简文中出现的次数远远低于西陵，表明西陵是重要的水陆中转点，其交通地位在秦代已远高于邓城，是南阳郡与南郡之间水陆交通的枢纽。此时的西陵已经取代了邓城在襄阳汉江两岸的地位，这应该是秦汉之际或汉初西陵设县的原因。

西陵成为襄阳地区中心城市的时间不长，至武帝早期已经衰落下去。至于原因，谢晓来教授认为是淯水的水文变迁使得西陵邑不再适合作为港口城邑所致，人群搬迁至他处。除此之外，襄阳作为连接南北的交通重镇，西陵位于淯水沿岸，偏离主航道汉江，而北津戍有檀溪湖可利用作为优良港口，方便货物和人员往来，且北津戍背山面水，地理位置优越，更利于军事防守，西陵被位于汉水南岸的北津戍取代是必然之势。

《荆州记》载“樊城西北有鄾城”，并引汉光武帝刘秀之言：“宛最强，鄾次之”，即为此鄾。但《汉书·地理志》仅有邓县而无鄾县，表明鄾城取代的仅仅是邓城的经济功能。鄾衰落之后，汉水北岸继之者为樊城。秦代汉水北岸已出现攀渚，攀、樊字近，或樊城即由攀渚发展而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弘兵认为，攀渚在今樊城区高庄街遗址，遗存时代为东周至汉代，与北津（戍）隔汉水相对。《水经·淯水注》引《汉晋春秋》载“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说明东汉桓帝时此地已有樊城之名。《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建安十二年“先主屯樊”，表明樊城此时已是较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其军事重要性的提升当和刘表迁荆州治所于襄阳有关。后世樊城在更偏东南的位置，这很可能是因汉水水道南移所致，表明汉代襄阳地区汉水北岸的城邑逐渐向汉水岸边迁移，邓城的经济功能和行政功能被樊城和襄阳城取代，这当是邓城后来被废弃的根本原因。

西汉所建立的襄阳县城址在今襄阳城整体偏西的位置上，为故楚北津戍直接发展而来。襄阳城从此正式成为襄阳地区的聚落中心，地区城邑格局的中心也就此转移至汉水以南的襄阳城。至汉末刘表将荆州府治迁移到襄阳城之后，襄阳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就长期稳定下来。

秦汉时期西陵的兴衰反映了襄阳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从外围向汉江两岸逐渐靠拢，最后成长为荆楚地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