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振华 编著 第2期

华夷分野（一）

《墨子·非攻》：“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早在上古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便出现了早期文明，俗称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一般指伏羲、女娲和神农，“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三皇五帝由部落或部落联盟推选而出，大多公正无私、德高望重，在年老力衰之后，又力行禅让之法，让天下为有德者居之，令华夏后人为之神往。上古先民聚族而居，又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居于黄河中游，本有炎帝和黄帝两大支系，后来合二为一，统称为华夏，成为中国早期历史的主体，也成为了后世中国人的代称，在考古学上以中原仰韶文化为代表。东夷集团分布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以东岳泰山为中心，本有太昊和少昊两大支系，以蚩尤为军事首领，自上古起即与华夏关系密切，后与华夏交战失败，大部分融入华夏族团，但仍保留族群特色，考古学上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苗蛮集团即古三苗族群，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在考古学上对应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三大部族原本互不相干，但随着势力不断膨胀，逐渐产生了交集。其中，华夏部族由北向南扩张，逐渐推进至淮河以南，三苗族团却由南向北发展，慢慢渗透至汉水以北。最终，双方在南阳盆地不期而遇。当时，华夏部族以正统自居，视三苗族群为蛮夷。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为古三苗部族栖居地，与华夏文明比邻而居。可见，襄阳自古为南北文明交汇之地。

三苗部族欲北入中原，中原部族想南下江汉，南北民族间的交流与碰撞在所难免。据说尧、舜、禹三帝，均曾率军征讨三苗。先是尧禅位于舜时，三苗首领不服，尧即率领华夏部族，与三苗大战于丹水之浦，即今河南淅川县一带，诛杀三苗部族首领。三苗族人愤而叛变，并组成部落联盟，继续与华夏为敌。舜继承帝位后，见尧帝之子不肖，下令将其流放至丹水之浦，成为三苗部落首领，故号曰丹朱，遂加速了南北民族的融合。后来，三苗又屡在江淮作乱，舜帝鉴于三苗强大，采取文武并重的策略，一边率族众以武力讨伐，“杀三苗于三危”，一边勤修德教，亲自领跳干戚之舞，更易苗蛮风俗，终于在三年之后使三苗心悦诚服。不过，三苗素无信义，此后仍时有判乱，舜帝被迫再次出征，最终死于南征三苗途中。

公元前2100年左右，舜禅位于禹。大禹建立了夏王朝，后来又废除禅让制，将帝位传给儿子启，从此由氏族公社时期进入家天下时代。夏朝定都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后来又多次迁都，但均在黄河中游一带。大禹一生功绩无数，其中首推治水之功。他走遍神州大地，不仅征服了滔滔洪水，而且依托名山大川，勘定了九州疆界，首次将长江流域纳入华夏版图，又任命牧守治理各州，并要他们按时进贡，连进贡物品与路线，都替他们想好了，这便是中国首部地理学专著——《尚书·禹贡》。据《尚书·禹贡》记载，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梁、雍、荆、豫等九州。其中，“荆及衡阳惟荆州”，即荆山与衡山之间为荆州，主要为长江中游地区；“荆河惟豫州”，即荆山与黄河之间为豫州，大概在今河南一带。可见，荆山为古荆州与古豫州分野，此荆山即南条荆山，位于今湖北南漳、保康县境内，荆山以北属于豫州，荆山以南属于荆州。同样据《尚书·禹贡》所载，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曾顺汉水东下，“至于荆山，又至于大别”，即先到达荆山，然后又到达大别山，途中显然经过襄阳。在今襄阳城西大堤上，至今还留有禹王庙遗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禹划定九州后，又下令“正五服”，即所有方国部落，都要臣服于夏后。并根据离夏都远近，分为五种类型，荀子概括为：“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即距夏都五百里以内为甸服，需要直接服务于王室，比如进贡钱粮、守卫都城等；五百至一千里为侯服，需要按时觐见周王，并拱卫京畿安全；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绥服，以羁縻笼络为主；一千五百至两千里为要服，为南方蛮夷所居；两千至两千五百里为荒服，为北方戎狄居处。可见，夏后实际控制区域，无非甸服和侯服，大小不过方圆千里之地，即今黄河中游地区，其他都有名而无实。襄阳距夏都约七百里，理论上属于侯服范围，不过此时仍为古三苗所居，应非夏朝的核心疆域。

三苗虽然屡经打压，后来却再度壮大，而且屡屡发生叛乱，对中原构成极大威胁。大禹继承舜帝遗志，决意扫除南方之乱。一年，三苗突遭地震、洪水等天灾，各个部落人心惶惶。大禹乘机率领华夏部族，自中原南下淮、汉，与苗蛮决战于汉北。大禹自称受命于天，又命巫长主持祭礼，宣称奉天罚罪，令中原部众士气大振，临阵射杀三苗首领。夏禹大败苗蛮部众，又夷三苗宗庙，俘虏苗人为奴，彻底解除了三苗威胁。三苗部族从此衰微，其后裔散居于江汉流域，逐渐形成楚蛮族群，虽受中原文化涤荡，仍保持着“被发文身”的土著风俗。至于楚蛮之得名，可能因所在江汉流域，多生“荆”“楚”等灌木，所以被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南蛮。襄阳位于汉水中游，正是楚蛮群居之地。

以上为华夏与南蛮交融的第一阶段，其主流是三苗部落与华夏部落的正面交锋，其前线是汉水中游的南襄盆地，其结果是三苗部族在中原部族打击下，逐渐溃散为荆楚南蛮，但仍散居于江汉流域，今襄阳地区即为核心区域。

公元前1600年左右，夏朝末代国君夏桀，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引起了各方国、部落的不满。方国中的商国乘机崛起，国君商汤率军造反，在鸣条打败夏桀，即今山西夏县一带，然后在亳建立商朝，即今河南商丘市一带。根据《史记》记载，商朝疆域十分广阔，“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大致是西至陕西、东到海滨、南达湖北、北及辽宁。但其情形可能与夏朝一样，实际控制区域并不太大，主要集中在今河南中、北部。特别是商君仲丁即位以后，商朝陷入了长期内乱，控制区域更加狭小，为了躲避内忧外患，甚至不得不频繁迁都。直到商王盘庚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市一带，商朝才逐步安定下来。此时，汉水流域仍未被纳入其版图，南方荆蛮得以暂享安宁。

盘庚再传至商王武丁，武丁即位后励精图治，率先改进青铜冶炼工艺，铸造出先进的青铜兵器，然后率兵征伐四方，先后征服鬼方、羌方等部落，领土不断向外扩张，商朝因此达到鼎盛。铜在当时为战略资源，据说早在上古时期，中原便已发现并使用铜矿，但直至夏末商初，冶炼技术才取得长足进步，并逐渐取代石器，成为主要生产工具。所以在当时可以说，谁手中掌握着铜矿资源，谁便掌控了天下命脉。而令商王武丁头疼的是，黄河流域缺少铜矿，中下游尤其匮乏。可能正在此时，殷人在长江中游南岸发现了铜矿，即今鄂东南和赣西北地区，包括铸铜必需的锡、铅等矿，无论储量和质量，均远胜中原地区。武丁对其垂涎三尺，急欲南下攫取铜源，而要自中原进至长江南岸，最好是取道方城入南阳，然后再自汉水或随枣走廊东下，其中襄阳为必经之地。

当时，楚荆南蛮散居汉水流域，挡住了殷人南下之路。商王武丁决心南伐楚荆，随即自中原南下，经由方城入南阳。荆楚南蛮自知非敌，不敢与殷人交锋，纷纷退入周边山区。商王武丁也不纠缠，即沿今随枣走廊东进，深入汉东平原，并沿涢、澴等水入汉江，再顺汉水南渡长江，一举占领江南铜源。随后，又召集能工巧匠，将所占铜矿就地冶炼成铜锭，然后沿今随枣走廊或大别山隘口，源源不断运回中原。殷人自中原南下江汉，也将华夏文明带入荆楚地区，今武汉北郊的盘龙城等遗址，即为商人在长江北岸所建据点。

随着领土不断扩大，商王武丁渐觉鞭长莫及，于是大封王族亲戚为诸侯，帮助自己守卫疆土。据有关记载，商朝前后分封诸侯多达1500多个，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从后世文献及出土文物来看，不少诸侯国的确存在，比如周、鄂、庸、唐等国，有些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南方为商朝矿脉所在，自然需要可靠诸侯代为守护，据有关文献记载，商王武丁大约在公元前1264年，分封叔父子曼为邓侯，命他在南阳盆地南部建国，为他镇守南方疆域，守护铜运的战略通道，保护南方铜源安全。邓侯立都于邓城，即今湖北襄阳市西北郊。如果记载真实可信，邓国即为襄阳地区最早的分封国家，而且从建国伊始，便担负着守卫南土和保护铜源的重任。邓国尽享南阳、汉水之利，兼得青铜转运之便，此后逐渐强大起来，史书称为南阳方伯。

此时，华夏与南蛮的交融已进入了第二阶段，主流是华夏部族主动自中原南下，至长江以南攫取铜源，特点是分封诸侯于南阳作为商朝王室代言人，扼守南北咽喉要道，守护铜运战略通道，结果是南北交流更加频繁，使中原的先进文化得以在江汉流域广泛传播。襄阳地区为邓国都城所在地，担负着为商朝镇抚楚荆南蛮，守卫铜运战略通道等重任，地理位置比夏时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