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姜振华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短短十二个字，阐明了时间、空间与人事的关系，千百年来被奉为金科玉律。然而孟子在说这句话时，旨在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进而劝说齐宣王施行仁政，并非认为天时、地利不重要。相反，放眼整个历史长河，要想成就大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如果不是恰逢其时，便如托古改制之王莽，给人以“穿越”之感，显得不合时宜；如果没有占据地利，便如未借荆州之前的刘备，只能寄人篱下，无处安身；如果不能兼具人和，便如已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即便登上皇帝宝座，也注定只是一个过客。而在这三者之中，地利最为近便，也最为直观，在天时尚未彰显、人和尚未凝聚时，占据地理优势者，往往能够抢得先机，如秦、汉、隋、唐起自关陇，元、清发迹于塞外，东汉据于河北，明朝始自东南，无不是依托山川险阻抢占地形地势之利。

所谓地利，即地理之优势。战国纵横家苏秦始将连横时，曾用三句话说服了秦惠文王。第一句：“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郩、函之固。”意指关中山河险固，进可攻退可守，足可抵御外敌入侵。第二句：“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是说秦地物产丰饶，可以自给自足，不断积蓄力量。第三句：“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意谓秦国君圣臣贤，百姓乐为所用，乃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其中前两句话，都是在分析秦国之地利。地利的重要性不仅适用于秦国，适用于战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和时代。

那么，地利从何而来呢？它与地势密不可分。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总体呈阶梯状分布。从东西走向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级，分别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横断山脉和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脉为分界线；从南北走向来看，又可分为四层，分别以黄河、淮河（秦岭）和长江为分界线。这几列阶梯纵横交错，将全国分为若干地理单元，其中有些地理单元相对独立，既有山川险要可以凭借，以阻挡外敌侵犯；又有平原盆地可供生产，以从容经营自身；还有江河谷道可资交通，以便适时向外拓展。于是，这些地理单元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便具有了战略性优势。

中国疆域虽然辽阔，但类似的地理单元并不多，中国军事地理学教授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种棋盘型格局。”所谓棋盘型格局，即以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为四角，以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为四边，以中原为腹地，共同构成一个不规则的围棋棋盘。棋盘上这九大区域，就是兵家所谓“山川都会”“山水形胜”之地，往往可以决定战争之胜败，左右历史之走向。

其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为四角，地理条件最为优越。关中有山河四塞，号称“八百里秦川”，而且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极易形成割据势力，秦、汉、隋、唐四朝，均立足关中而统一天下。河北依山近海，河北平原广袤无垠，因邻近戎狄，自古多燕赵悲歌之士，东汉光武帝刘秀便是以河北为根据地，最终统一全国。东南素称形胜之地，依托江、淮与大海，构成了多重防御体系。东南丘陵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且吴越民风好勇斗狠，自东晋南朝开始，便为势力盘踞之地，明太祖朱元璋即是立足江淮统一中原。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李白在诗中一再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见四周防护极其厚实，且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四川人性格火辣，极易形成对抗势力，史上割据政权多达几十个，但也容易产生内耗，无人能够由此完成统一大业。

山西、山东、湖北、汉中四边，山河形势虽不如四角险要，但战略意义不可低估。四边各连两角，皆可通往中原。四角割据势力壮大以后，必先争夺两翼、控制两边，进可以争夺中原，退可以据角自固，如此方能做到游刃有余。其中，山西地势高峻，四周有太行、吕梁、黄河和万里长城等为阻隔，中间分布着太原、运城、临汾等珠状盆地，边沿则有“太行八陉”、长城诸关、黄河诸津等交通孔道，尤其适合内部作战，为关中、河北进图要地。山东主体为鲁中南低山丘陵，拥有黄河、泗水、京杭大运河和黄海以供交通，为河北、东南沟通枢纽。汉中为汉江上游河谷低地，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可借汉水与秦巴古道，连接关中、四川、陇西和江汉，尤为关中和四川所倚重。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外有大别山、荆山、武陵山、幕阜山等山脉为险阻，内有长江、汉江等大江大河沟通内外，沿长江可上溯四川、下达东南，顺汉水可北出中原、西入汉中，为东南、四川争夺的焦点。

中原堪比围棋的“天元”，地处天下之中，境内四通八达，可经四边、通四角，可谓合天下之全势。中原有事，必波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在天下大乱之初，中原往往四面受敌，不利于新生势力成长，反而不如四角易成气候。但当天下由乱趋治、由分变合时，就必须深入腹地、逐鹿中原，这样才能控御中枢、夺取全境，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原可分为四大区域，分别为淮河上游、河内平原、三川河谷和南阳盆地。淮河上游有汴、涡、颍、汝等支流，为中原与江淮的交通动脉。河内平原北倚太行、南阻黄河，沿太行诸陉可北入山西，沿黄河上下可连通关中与河北。三川河谷以洛阳为中心，有潼关拒其西、虎牢阻其东、伊阙扼其南、孟津堵其北，出洛阳诸关可通达四方。南阳盆地则如一扇“旋转门”，位于关中、汉中、湖北和中原交界处，东西延展、南北交会，同样可连通全国各地。

四角、四边围绕中原，形成了九大相对独立的区域，各具地理优势和军事价值。其中，襄阳跨连荆、豫，北为南阳盆地，南为江汉平原，中央为狭长的汉江谷地这几片区域连接起来，正好像一个不规则的“8”字形，而襄阳正处于中心的交会点上。荆襄地区为“湖北精要”，南阳盆地为中原门户，这使得襄阳既有鄂边之利，又兼中原之便，经由这两大要地，可与四川、东南、关中及汉中联系起来，具有多重战略价值和意义，因此被兵家称为“天下之腰膂”，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襄阳府》中所言：“襄阳居楚、蜀上游，晋庾亮谓此地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诚天然之形势也。且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与江陵势同唇齿……”

首先，襄阳作为湖北的北大门，集中诠释了鄂边之利。湖北东有大别山，西有荆山和武陵山，南有幕阜山，共同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而大洪山屹立其中，将三角形分割成三块相对独立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三个战略重心，分别为荆州、武昌和襄阳。这三个重心又以长江、汉江为孔道，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分别与东南、四川和中原发生关系，因而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先生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对东南政权来说，无论是固守江东，还是北伐中原，都必先控扼武昌，因此说“重在武昌”；对湖广、四川而言，要想进入湖北，独享长江天险，必先控制荆州，因此说“重在荆州”；而无论东南、四川还是湖广，无论占据荆州还是武昌，如果想依据湖北、争夺天下，都必须进占襄阳、北伐中原，因此“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同时，襄阳因位居汉水中游，无论对武昌还是荆州，都具有上流优势，亦如顾祖禹先生所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从这个意义来说，襄阳更具全局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襄阳所占鄂边之利，对四川和东南二角而言，意义又截然不同。对四川政权来说，因四周防护太过厚实，本身又有“盆地意识”，既不便也不愿劳师远征，很少能够深入湖北，更别提进驻襄阳了。以最强的蜀汉政权为例，在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刘备最远也只是攻至夷陵，而且以惨败收场。对东南政权而言，情况则全然不同。他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往往以收复中原为己任，至少也以之为口号。从东南北伐中原，主要有三条通道：一是北渡江、淮，直插中原腹地；一是溯江入川，自关陇迂回中原；一是溯江入汉，自襄阳北入中原。总体而言，这三条路都不容易，但相比而言，四川道远路险，江淮不利转输，唯有取道襄阳，相对比较便捷。正如《通鉴地理通释》中所言：“欲退守江左，则襄阳不如建业；欲进图中原，则建业不如襄阳；欲御强寇，则建业、襄阳为左右臂也。”当年岳飞北伐，正是取道荆襄，一路势如破竹，直抵汴京城外。如果不是秦桧陷害，也许真能直捣黄龙。抛却进攻价值不论，单就防守意义而言，襄阳同样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东南位于江淮下游，向来依据上流构筑防线，其中，淮河水浅流缓，最终仰仗长江天险，但淮河流域湖泽密布，可以延缓北人进攻，故以寿春、凤阳、淮安等为要津，而以合肥、扬州等为重镇；而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逐渐变宽，几乎无险可守，故以上流荆襄为屏障，以襄阳、荆州、武昌为重镇。其中，襄阳不仅位居东南上流，而且是荆州、武昌上流，地理位置举足轻重，一旦襄阳失守，荆州、武昌亦难支持，敌人可顺江东下，直捣东南腹心建康，淮河防线也将随之失效。因此，东南政权不能不苦心经营，视襄阳为“西北强藩”，以御敌于千里之外。但也因为襄阳太过重要，东南政权又对其十分忌惮，一旦襄阳与朝廷有贰，举兵东下建康，东南同样无可抵御。早在南朝时期，此类事件便时有发生，如梁武帝萧衍，曾为南朝齐雍州刺史，即以襄阳为根据，率兵东下攻破建康，取南齐而代之。因此，东南政权对襄阳极为矛盾，既要倚仗其捍卫上流，又要提防它威胁根本，往往在倚重与制约中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因此仅对东南政权而言，襄阳也非一般地方可比。

其次，襄阳作为南阳盆地南大门，又可以分享中原之全势，对所有边、角产生重要影响。饶胜文教授认为，洛阳号称“天下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外围，即淮河上游、河内地区、三川河谷和南阳盆地，只有经由这四大区域，才能真正掌控天下中枢，从而驾驭四边和四角。其中，南阳盆地四通八达，号称中原“旋转门”，襄阳经由这座“旋转门”，可以自由出入四方。正如《通鉴地理通释》所言：“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而这种对全局之影响，对南、北政权也迥然不同。

对东南和四川两角势力而言，由于其往往满足于偏安一隅，极少能够冲出边角、立足中原，所以襄阳对其影响相对较小，历史上也罕见由南而北经由襄阳统一天下之案例。唯有明太祖朱元璋是个例外，他自东南起兵，首先夺取荆襄，然后统一天下。但他在攻占荆襄后，仅以襄阳为配合，以主力出山东，所以不算经典案例。

相反，对北方政权而言，襄阳便显得至关重要。当关中、河北两角，经由山东、山西、汉中三边进入并立足中原后，往往会以秦岭淮河为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这时，北方政权要想统一南方，也有三条通道可供选择：一是西自关中、汉中入巴蜀，再沿长江顺流东下；一是东经淮河南下，沿淮入江，进图江南；一是中经襄阳南下，然后由汉入江，直扑建康。在这三条道路中，西路战线最长、险阻最多，因而难度最大；东路战线最短，但遍布江河湖汊，不利于北方骑兵作战；唯有经中路襄阳，水陆进军均很便利，加上居高临下的优势，可以弥补水战劣势，对北方政权最为有利。所以，西晋灭吴、隋灭南陈、蒙古灭南宋，无不从攻占襄阳开始。

再次，襄阳不仅区域优势明显，为兵家所必争，襄阳城也易守难攻，号称“华夏第一城池”。乾隆《襄阳府志》记载：“（襄阳城）檀溪带其西，岘首亘其南，汉水如带萦乎东北，楚山若屏峙乎西南，天然之形势也。”襄阳城南有岘山绵亘，东、北则有汉江环绕，西面是檀溪水，可谓天然的军事要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楚人便在此修建北津戍，“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进而称霸中原；汉高祖刘邦依据北津戍故址，在此修筑襄阳城，并引汉水为护城河，城墙高八米，宽十至十五米，护城河宽一百三十至二百五十米，号称“华夏第一城池”。东汉刘表为荆州牧时，始以襄阳为州治，此后历为州、郡、府治所在，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南北对峙的年代，南方政权无不在此苦心经营，倚襄阳若“北方长城”。在近三千年的建城史中，襄阳古城历经增筑或改建，但始终固若金汤，因此有“铁打的襄阳”之美誉。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我们总能看到襄阳的身影，无论最终谁胜谁败，总会留下襄阳的故事与传奇。譬如蒙古攻打南宋时，先后从巴蜀和江淮重点突破，均无功而返，直到忽必烈时才改变策略，派出近二十万大军，决心从襄阳打开缺口。襄阳军民誓死抵抗，前后长达六年之久，终因贾似道奸臣当道，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为避免生灵涂炭，才不得已弃城投降。蒙古铁骑天下无敌，数年内横扫欧亚大陆，攻打一座襄阳城却用了六年之久，可见襄阳城之坚固。金庸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正是基于这段史实，虚构了郭靖守襄阳的故事，使“铁打的襄阳”更加名闻天下。

当然，随着历史形势不断演变，襄阳的战略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在元代以前，中国的政治重心在关中或河南，襄阳作为南北咽喉，常常作为省级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元代以后，随着政治重心东移，经济重心南移，山东作为南北通道，战略地位急剧上升，襄阳的战略地位则有所下降。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京汉铁路大动脉的开通，极大改变了原有的地理格局，武汉作为全国铁路枢纽城市，战略地位陡然提升，襄阳地位再次下降，仅仅作为地市级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形势又在悄然发生改变。特别是高铁时代的到来，汉江黄金水道的修复，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襄阳都市圈核心城市和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鄂豫陕交界地区、整个汉水流域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优势日渐凸显，使得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断绽放出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