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博物馆陈列的“襄阳十志”部分原石及拓片 杨力 摄

□记者萧雨林 通讯员杨一

清道光年间，襄阳陆续出土十余方张柬之家族墓志，成为晚清金石界的一桩盛事。收藏界将其命名为“襄阳张氏十志”“唐襄阳张氏墓志十种”，或简称“襄阳十志”“张氏十志”。

“襄阳十志”之所以在全国金石界引起震动，一是因为出土的十余方墓志均来自张柬之家族；二是墓志上的文字为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被收藏界誉为“墨苑奇葩”，康有为曾评价其“骨血峻秀”。

在襄阳市博物馆二楼，有一处“襄阳十志”专区，里面陈列着八方墓志原石、部分墓志拓片以及对“襄阳十志”的简要介绍。文史专家方莉也曾对“襄阳十志”的发现过程及其历史价值有过详细论述。

“襄阳十志”之所以如此珍贵，首先是因为它们与大唐名相张柬之关系密切。张柬之（625年—706年），字孟将，襄州襄阳人。少涉经史，尤好“三礼”。进士出身，永昌元年（689年）应贤良试，对策第一。历任监察御史、凤阁舍人、荆州长史、弘文馆直学士等职。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张柬之在狄仁杰、姚崇等人的举荐下入朝拜相(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与桓彦范、敬晖等五人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还政李氏。李显（唐中宗）即位后，张柬之又以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中书令等职居相位。同年免相，拜汉阳郡王，后为武三思构陷，贬新州司马。终年82岁，谥号文贞。

根据方莉所述，张氏墓志重现于世是在清道光六年（1826年）。当时，襄阳有位名叫席方璘的士子在春季扫墓时，发现附近村民的家门外放着八方墓志，认读之后，大为震惊，立即购置下来。是年七月，他在临汉门外又发现了三块志石，一读文字，竟跟上次所得墓志一样，都属于张氏家族。后经仔细询问，得知这些珍贵的唐志均来自位于樊城西的长丰洲（今月亮湾公园所在地）。他感叹说：“长丰洲广袤数十里，其中墓石何止千百，而先后出诸水者仅此数片，又皆张氏一门之物，又皆为璘见而集之，是可异也。”

为了妥善安置这些难得的瑰宝，他与同治《襄阳县志》修纂者崔洤等同道一起，将之安置在樊城屏襄门城楼——跨鹤楼中，供人欣赏。后来，知府兴存认为志石的主人既然都来自张柬之家族，便将之移入张公祠中供奉。

抗日战争期间，张氏墓志的志石损毁严重，一度被金石收藏家认为“全炸裂矣”。幸运的是，襄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经过仔细梳理，终于在浩瀚的藏品中找到“襄阳十志”的身影，并将其中的八方墓志陈列于博物馆新馆内。

“襄阳十志”从张玄弼“永昌三年”（实为武周天授二年）（691年）起，到张曛入葬的元和八年（813年），时间跨度为120余年。十种墓志的志主共九人，分别是张玄弼、张景之、张庆之、张敬之、张朏、张孚、张轸、张点、张曛。其中张轸墓志有两种，一种是本人墓志，一种是与夫人邵氏合葬的墓志。十志共涉及五代人，其中，张玄弼为张柬之的父亲，张曛为张柬之的曾孙。墓志内容除记载了墓主的生卒年外，还对其世系、仕宦、婚姻等作了明确记述。方莉认为，“襄阳十志”的出土，大大丰富了张氏家族的世系记录，也弥补了史书中关于张柬之记录的缺失。遗憾的是《张柬之墓志铭》出土即失，不知去向。

“襄阳十志”更为后世关注的，是它们的书法价值。“襄阳十志”现世后，国内的金石大家皆以收藏拓片为快，至今流传于世间的多种清代老拓本，往往采用剪贴、拼接、裱褙再装册的方式，以便于保存、携带、展阅及临摹。从装册所用的材料及装裱的精心程度，都可以看出收藏者对拓本的珍爱之情。其中，张玄弼墓志的书法特点，被认为融合了虞世南的圆润与褚遂良的遒媚，点画精到，结字左收右放，兼具东晋小楷的古雅与唐代楷书的法度。张敬之墓志楷中带行，外柔内刚，深得褚遂良笔法精髓，且刻工精良，拓工亦佳。张胐墓志字体俊秀，字形略扁，既有魏意，又显流畅，亦为“襄阳十志”中的精品。

在众多书法家和收藏家看来，“襄阳十志”的书法风格融合了虞世南、褚遂良等著名书法家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从初唐到中唐时期书法风格的演变脉络。方莉认为，“襄阳十志”是唐代书法风格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当时的书法审美和创作风格，并包含了很多历史信息，如刻于武周时期的早期四志中，武则天所造的日月等字与其他字体迥异。这些细节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化、社会风貌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襄阳来说，“襄阳十志”的重现，丰富了襄阳地区的书法文化内涵，是襄阳地区书法文化传承的重要实证，在襄阳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从其家族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襄阳十志”反映了张氏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作为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其墓志书法的艺术水准亦是家族文化繁荣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