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于2019年在岘首山上重立的堕泪碑 马军 摄

□方莉

咸宁四年（278年），西晋重臣羊祜病逝于京师洛阳。由于他在都督荆州诸军事、镇驻襄阳期间大行德政，在他身故之后，“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由此可知，严格意义上的堕泪碑乃咸宁四年襄阳百姓所立，由杜预命名。后世，纪念羊公的碑曾多次重刻重建，因其承接了颂扬羊祜功绩、怀念羊祜仁德的内涵，所以仍被视为堕泪碑。

历代堕泪碑的存续，可以从信史、金石、诗文中追索踪迹。堕泪碑首立于西晋，至清末，有明弘治十四年所刻碑见于陈诗、吴庆焘等人著录中。在此过程中，堕泪碑存于岘（首）山乃是常态，其缺失并不常见。宋元之间，是堕泪碑的第一次缺失，或毁于旷日持久的宋蒙（元）襄阳大战。元至正四年（1344年），堕泪碑由地方官员重建，在当时的朝野产生了较大影响。碑阴记的撰写者欧阳玄认为，历史上的堕泪碑有三次重镌：“梁大同、唐大中、宋景祐重镌者三。”自欧阳玄开始，元以前堕泪碑的三刻之说几成定论，递相沿用，如清吴庆焘《襄阳金石略》中转引陈诗《湖北金石存佚考》云：“再书于梁大同，重立于唐大中，一镌于宋景祐……”之后的《湖北通志》《金石八·宋》“重立羊公碑”条下亦引欧阳玄之说。

然而，汇诸历代典籍，堕泪碑的三刻之说不但对历史上重要的重建之举有遗漏，且由于“重建”“重刻”“重立”等概念混淆不清，也使堕泪碑的修建史陷入混乱。此文试对元以前堕泪碑的刻建作以辨析。

一、西晋太安年间的首次重建

第一个重建堕泪碑的人应是刘弘。刘弘字季和，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人，曾入羊祜幕，于太安中（302年-303年）张昌作乱时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镇驻襄阳。此时，距羊祜病逝约二十余年。刘弘为羊祜重立碑石的原因，或是原碑有所损坏，或是百姓所立之碑形制简陋。刘弘特命僚属李安撰写碑文，对羊祜的生平、功绩、美德等作了精彩呈现，这就是晋文名篇《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之碑》。

显然，刘弘所立之碑，并非百姓最初所立之碑，但自欧阳玄肇始，便没有把刘弘碑计入“重镌”范围，或许是源于史料记载中的省笔之弊。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堕泪碑故实的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祜卒后，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此段表述几乎被《晋书》中的羊祜本传原文照录，略晚于习凿齿的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亦有大量引录。而在上段引文之后，紧接着有一句：“文，蜀人李安所撰。”这样行文会让后人以为最初的堕泪碑文便是李安所撰碑文，最早的堕泪碑为刘弘所立。事实上，刘弘不可能在咸宁四年主持堕泪碑的建造。《襄阳耆旧记》又记：“安，一名兴。初为荆州诸葛亮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时人始服其才也。”可知刘弘立堕泪碑是在修诸葛亮故宅后。

刘弘立堕泪碑最大的贡献，是为堕泪碑确立了传世千古的碑文，同时，对羊祜的祭祀也由百姓的自发行为转由官府主持。

刘弘所立之碑在南齐时险遭厄运。泰始三年（467年）至升明三年（479年），以贪婪鄙俗“闻名”的张敬儿以持节、雍州刺史等身份镇襄阳。其间，“敬儿于襄阳城西起宅，聚财货。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于其处立台，纲纪谏曰：‘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曰：‘太傅是谁？我不识也’”。不过，张敬儿的劣行可能并未得逞。梁简文帝萧纲自普通四年（523年）至中大通二年（530年）任雍州刺史，曾撰《修理羊太傅萧司徒碑教》，可知萧纲所见之碑仍为刘弘所立，其二百余年间并无重立记载。

二、梁大同十年重刻之碑

刘弘以后，欧阳玄所称的三次重镌皆有记录。

关于梁大同十年（544年）重立堕泪碑一事，《宝刻丛编》辑宋《集古后录》记：“羊公堕泪碑，不著书撰人名氏，《襄阳耆旧传》为李与初撰也。梁大同十年，雍州刺史以故碑阙落，命别驾从事史刘伯推模立此碑。故碑一丈一尺。开元间，故碑尚无恙，盖李翰林有‘龟头剥落生莓苔’之句。今不存矣。”

习凿齿所著五卷本《襄阳耆旧记》，至宋绍熙年间，襄阳太守吴琚去其中“山川”“城邑”，成三卷本《襄阳耆旧传》行世。由此段文字可知，宋时不但记载有所损益，文字亦出现讹误，上引“李与初撰”即是。习凿齿原记“安，一名兴。初为荆州诸葛亮宅碣”云云，后人讹“兴”为“与”，又将“初”字上提，遂成“李与初”之误，亦有误作“李兴初”“李与”者。

《集古后录》所提供的信息亦颇丰富：第一，重立碑时间为梁大同十年（544年）；第二，碑的规制亦参照前刘弘所立之碑，刘弘碑其时可能尚在，只是“阙落”；碑文的书写者应为刘灵，字伯推，时任襄阳别驾从事史；第三，到唐开元年间，梁大同碑仍存，李白诗云“龟头剥落”，其余应尚完好，孟浩然“羊公碑尚在”之句亦可印证。

关于梁大同碑，赵明诚在《金石录目》中有两条记载：“第三百九十四 梁重立羊祜碑 大同十年九月。”“第三百九十五 梁改堕泪碑 刘之遴撰，刘灵正书。”《宝刻丛编》辑录了两条《金石录》中赵氏的按语：“梁重立羊祜堕泪碑 梁大同中，以旧碑残缺，再书而刻之，碑阴具载其事。今附于次。”“梁改堕泪碑，刘之遴撰，刘灵正书。大同十年九月。”

《金石录目》编次了“梁重立羊祜碑”“梁改堕泪碑”两个条目，是不是说梁大同年间立有两座堕泪碑呢？根据赵氏按语，综合其他记载，可作如下推测：

第一，《金石录目》的“梁重立羊祜碑”应为《集古后录》所称之“模立”碑，所镌文字仍为李兴所撰之文。

第二，《金石录目》的“梁改堕泪碑”当是记述立碑始末，所谓“改堕泪碑”与前“重立羊祜碑”实为一座，为双面刻字。之所以称“改”，当是刘弘所立之碑虽“阙落”但并未消失。略晚于赵明诚的南宋王象之在其《舆地碑记目》中亦承接了这一说法。

第三，“改堕泪碑”为刘之遴撰文。刘之遴（477年—548年），字思贞，原籍南阳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天监至普通中，先后任鄱阳王长史、南郡太守，当时襄阳亦在南郡辖境。

第四，大同碑李兴的碑文和碑阴记应同为刘灵书写。《集古后录》记李兴碑文由刘伯推模写，《金石录》中并未提及正面碑文，只记碑阴为“刘灵正书”，伯推或为刘灵的字。

第五，大同碑立碑时间可具体到十年九月。

梁刻堕泪碑规模宏大，制作精美，碑身高一丈一尺，龟趺螭首，其传承一直延续至宋，后又成为元代重建堕泪碑的重要参考，为堕泪碑历史上的经典之作。

三、唐大中年间李景逊重立之碑

唐大中年间重立堕泪碑，在《舆地碑记目》中有载：“唐羊公及改堕泪碑，大中九年李景逊重立，在岘山。”

李景逊实为李景让，宋人因避宋英宗父亲濮安懿王李允让而讳改（见《宋会要辑稿·仪制》）。李景让约于大中七年至十年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但令人生疑的是，李景让重立羊公碑，仅见于《舆地碑记目》，其同时期及前后的金石诸家均未著录。施蛰存认为，唐大中时，堕泪碑或仅是倒地而已，李景让所谓“重立”可能是重新树立，并“加刻题识于梁碑石上”。在旧碑刻上再加款刻，重新树立，此举并不鲜见，尤其是在原碑磨灭不太严重的情况下。鹿门山中就有两块明代的三高祠碑刻，在清代被发掘出来后，在碑尾加上重立人的姓名、衔名后再次立于三高祠。

堕泪碑在唐代时已流传颇广，检索《全唐诗》，“堕泪”二字出现了约十八处。

最早以堕泪碑入诗的，应为陈子昂与孟浩然。初唐诗人陈子昂（661年—702年）《岘山怀古》一诗应作于仪凤四年（679年）游历之时。全诗英气勃发，慷慨悲歌，其“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之句，表达了渴望如羊祜、诸葛亮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强烈愿望。孟浩然生年虽略晚于陈子昂，但由于家近岘山，想必幼时便见过堕泪碑。与后来诗人的诗作不同，陈、孟二人诗中都没有对堕泪碑磨灭的感慨，或是初唐时堕泪碑的状况不错，至少“尚在”。

李白（701年—762年）登临岘山，瞻拜羊祜遗迹应不止一次。其诗作中提及堕泪碑有三处，除《襄阳歌》外，又有《襄阳曲四首》中其三云：“岘山临汉江，水渌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其四中亦有“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之句。《李太白年谱补正》中认为，《襄阳歌》与《襄阳曲》均作于开元十四年（726年）。在距陈子昂来襄阳的四十五年后，李白所看到的堕泪碑已经有所损毁：一是碑座赑屃（龟）的头部掉落，二是青苔弥漫。曾任宰相的张九龄（678年—740年）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被贬为荆州长史，其“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之句亦可与李白的诗相印证。

其后的堕泪碑，磨灭更为严重。元稹（779年—831年）《襄阳道》写道：“羊公名渐远，唯有岘山碑。近日称难继，曹王任马彝。”根据白居易的《与元微之三首》，可推测元稹诗应作于元和十年（815年）以前。元稹诗虽未及于碑的具体情况，但显然很不乐观，大约是碑字模糊，所以导致羊祜事迹“渐远”。同时期的诗人，还有胡曾（约840—？），其“古碑零落岘山春”以及任翻的“碑已无文字”之句，均能表明其时堕泪碑的漫漶程度。

《全唐诗》中较晚出现堕泪碑的诗，是齐己的《读岘山碑》：“三载羊公政，千年岘首碑。何人更堕泪，此道亦殊时。兵火烧文缺，江云触藓滋。那堪望黎庶，匝地是疮痍。”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朝廷发兵至襄阳讨伐高季兴，所以齐己有“兵火”之说，而齐己正是这一年游襄阳。

四、宋景祐年间燕肃所镌之碑

欧阳玄所认定的元以前堕泪碑的最后一次重镌，是宋景祐年间（1034年—1038年）。南宋《舆地纪胜》有载：“燕肃，景祐中知襄州，重镌堕泪碑。”清吴庆焘《襄阳金石略》转引《通志》：“景祐中晏肃立。”但事实上，景祐年间，燕（晏）肃在岘山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重修岘山亭，尹洙在《襄州岘山亭记》中记述了其始末：晏公之来襄阳，时与僚佐游岘山，山故有亭，坏甚，公易而新之。昔所谓堕泪碑者，梁刘之遴、唐李景让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让所易者，公命工镌其字之刓缺者，使人可辨识焉……

不知何故，乾隆、光绪《襄阳府志》，同治《襄阳县志》“岘山亭”条均未提及景祐修亭一事。关于此人，《舆地纪胜》作燕肃，尹洙记中作晏肃，《湖北通志》亦作晏肃，吴庆焘考证为燕肃。晏肃，宋无其人，此作晏者，疑音近而伪。燕肃（961年—1040年）字穆之，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曾出知颍、邓州，以礼部侍郎致仕。《宋史》本传并未记载其知襄州一事，方志亦缺失，但有欧阳修于景祐二年秋所作的《谢襄州燕龙图肃惠诗启》一文可证，其知襄州的经历应在知邓州之后。

从尹洙的《襄州岘山亭记》中可知，燕肃知襄州时，堕泪碑仍存于岘山中。尹洙认为此前堕泪碑只经过了两次更换，他对宋以前堕泪碑修建沿革的描述或是受欧阳玄的影响。但他对燕肃修补堕泪碑一事的记述非常明确，即燕肃只是对前碑缺失的字做了修补，并没有重建堕泪碑。也就是说，景祐碑仍为梁刻。